曆史與詩
到目前為止，“老舍之死”的曆史幾乎都是由與“八二三事件”相關的人們的“記憶”構成的，這倒極其符合培根對於曆史的分類：“從這三種源泉--記憶、想象、理性--產生了三個產品：曆史、詩和哲學，別無其他。”389
在這三者關係中，第一對關係是曆史與詩，也即是文學的關係。唐德剛在其《文學與口述曆史》一文中專門談到文學與口述曆史的關係。他說：“什麼是口述曆史呢？有人問我：‘你的口述曆史是不是胡適先生講，你記，就成了？’‘你怎麼能記那麼多呢？’另外，我寫‘李宗仁的口述曆史’，他們也說：‘你怎麼寫那麼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的曆史，而是口述史料。’”390像他替胡適寫口述曆史，胡適的口述部分隻占50%，另外50%是他自己找材料印證補充。而寫李宗仁的口述曆史，李宗仁的口述部分隻有15%的篇幅，其餘85%都是由唐德剛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麵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所以，在他看來，所謂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隻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他認為，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50%到60%左右；非學術人的口述史料隻有15%到20%左右。口述曆史與一般史料的不同在於：口述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口述曆史可以漫漫談，漫漫問，可以加以補充改正，而其他曆史就不能如此。391但我想以“老舍之死”的口述史來說明，死無對證自不必說，因為誰也沒本事讓死人還陽作證，但活人活口並不見得就能夠對證。像我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的時候，很多人敘述起來，都十分願意把自己的“記憶”描繪成根本無從考證的“孤證”。換言之，在某一點細節上，他是唯一的曆史見證人。也許當時情形真的是如此，但仔細一想，以“八二三事件”的性質，“唯一”的幾率不一定高。這當然純屬我“小人心”的忖度。我還是想舉那個最極端的例子，即自稱打撈老舍屍體的那三位打撈者，這三個“唯一”哪個才是真的唯一呢？或都不是？不是活無對證嗎？不過，“唯一”也是一把雙刃劍，他們否定了對方，同時可能也已經否定了自己。
論及文學與曆史的關係，唐德剛有個著名的十六字令，即“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六經皆史”是清代章學誠說的，認為不隻六經，諸子百家都是史。唐德剛更有發展，他認為不光諸子百家是史，甚至就連小說《封神榜》、《西遊記》、《鏡花緣》、《金瓶梅》等，都有自身特定的曆史價值。“諸史皆文”的最好例證莫過於司馬遷的《史記》，“文章西漢兩司馬”，《史記》其實完全可以當成文學作品來看，是一部鴻篇巨製的曆史散文。難怪魯迅稱譽它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也正如艾克什穆特所說：“每一次，當曆史學家不僅要弄清曆史事實，還要對過去的事件做出鮮明而活靈活現的描述時，他的著作就會變為曆史散文。在許多世紀裏曆史散文與文藝作品都是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把曆史作品與文藝作品兩者分割開來的這種現象，出現的時間並不長：它起始於文藝複興時代，而隻是到了19世紀後半葉才最終完成，而在整個20世紀裏，曆史科學與小說才各自以獨立的形態存在。”392
如果曆史不帶任何文學的色彩，全然是直白的敘述，勢必變得幹癟、蒼白，死氣沉沉，也會隨之失去曆史鮮活的生命力。唐德剛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丘吉爾回憶錄》舉例說，在西方曆史裏，同樣有許多很好的曆史文學。丘吉爾在回憶錄中提到，有一次他與希特勒相約見麵，但由於他失言批評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氣之下取消了約會。兩人始終未能謀麵。這件事如果由史官記載，或許是直白的日誌式的一句事實：“丘吉爾本應在某年某月某日與希特勒在某處會麵，後因希特勒取消約會，兩人始終未曾得見。”這當然是板上釘釘的曆史。可《丘吉爾回憶錄》卻以文學的妙筆這樣寫到：“希特勒自此以後就失去見到我的機會了！”（Helosthischancetoseeme！）曆史似乎一下子因此有了生氣，活了起來。讀者也會因此而喜歡讀曆史。
至於“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從中外的古代曆史來看，都是因為它是好文學所以才傳下來。因為古代沒有很好的印刷術，光靠手抄，所以隻有好文章才會被抄下來。但現代人寫史，似乎已不太講究文史的兼容了。唐德剛以英美史學家寫中國曆史為例說明，美國人寫史大都老老實實地平鋪直敘，而英國人寫史就格外注重文學修養。英國人寫史一定是英文寫得漂亮，美國人隻看重正確與否。他認為這是歐洲老傳統與美國商業社會對曆史態度的不同之處。由於美國新曆史學家很少有文學味，在研究中把他們的東西當曆史、當資料看可以，但讓更廣泛的大眾讀者把它們當文學看就缺乏可讀性了。似乎“曆史學家極少關心自己著作的文學形式問題，完全不考慮在此期間成為私生活敘事文學的小說本身及其文學形式的變化。而曆史小說的作者往往在寫作時違背曆史事實，認為杜撰是自己的權利。然而正是他們把有關過去的觀念灌輸給非專業讀者。他們不僅美化了過去，而且複活了過去，使讀者把過去的東西延續到今天之中。請您自己來判斷事情是否是這樣：我們有關曆史的知識通常都是從文學作品中汲取的，而很少來自專家撰寫的純學術著作。”393
史學家汪榮祖也指出：“近人寫曆史文章，多主平鋪直敘，以求客觀公正；尤其是所謂‘科學派史家’常將文章寫得像數字一樣呆板，像表格一樣整齊，以為如此才‘正經’、才‘正統’。在此種風氣之下，文采便難被史家所取，好像一講究文采，就聯想到主觀渲染，渲染當然就不客觀、不科學了。其實，文采非即渲染，真正的史學佳構仍然需要文采，……史家之文采即取決於：如何以適量的文辭，完成著述之目的；如何用最經濟的方法，說清楚來龍去脈，以及議論的重點。……孔夫子早就說過：‘辭達而已矣’！這句話，很可作為史家的座右銘。”394
唐德剛顯然對此深有同感，他不滿於這種美國式的現代史學趨勢。在美國，曆史現在叫做Socialscience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種社會科學。如此一來，曆史就被“科學所汙染”，變成幹燥無味的東西了。更有甚者，西方的曆史學除了歸入社會科學愈來愈枯燥外，最糟的是電腦普遍應用之後，曆史已被電腦征服了百分之七八十。電腦的應用改變了整個學術界的狀況。以前學者皓首窮經一輩子搜集的資料，用電腦幾十秒鍾就可檢索出來。他認為，在電腦科技的發展下，人的生命將逐漸失去意義。學曆史的還有什麼用？但事實並非如此悲觀，因為曆史中還有一部分可以和科技抗戰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煉的。那就是曆史之中，還有文學。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學，無異於曆史的自殺。學曆史的人，人生也再無意義可言。而現階段曆史中很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就是口述曆史，這可以是保存文學成分較多的曆史。不是數目字，也不是科學，將來會有很高的可讀性。
因而，唐德剛特別強調，做口述曆史的人，一定要有文學素養。寫曆史必須用文學來寫，並與新聞合作（新聞是當前的曆史），才能把未被科學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來。現在搞口述曆史要像桃園三結義一樣，把曆史、文學、新聞三位結成一體變成劉、關、張三兄弟，就可以寫成很好的曆史了。395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格外強調“曆史著作必須是有趣味的。……曆史著作必須不僅使那些由於某種特殊原因而希望某些係統的曆史事實的人感興趣，而且使那些以讀詩歌或讀好小說的態度去讀曆史的人感興趣。”另外，曆史學家不必擔心對他所敘述的事件和描述的人物有褒貶，因為如果要讓讀者感興趣，必須得在戲劇性的事件中有所偏袒。“如果這會使一個曆史學家變得片麵，那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去尋找持有相反偏見的另一位曆史學家。”396
史亦小說
由唐德剛所說劉、關、張三兄弟，我忽然想到作為正史的陳壽《三國誌》和羅貫中創作的曆史小說《三國誌演義》之間的關係。中國的二十四史中公認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國誌》和裴鬆之注及大量民間傳說積累的基礎上撰寫的《三國誌演義》，又與《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並稱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但仔細分析，《三國誌》中即有文學“演義”的筆法，而《三國誌演義》小說又帶有“七分實事，三分虛事”的“史傳”色彩。另外，有些“史實”在《三國誌》中並沒有提到，是裴鬆之的注中寫到的。僅簡單舉例，《三國誌演義》第30回寫許攸本是袁紹的謀士，但袁紹不采納他的建議，他看出袁紹無謀且無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運糧草的信使以後悄然投奔曹營。許攸先試探著問曹操糧草還能堅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