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子遠勿嗔，尚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遂附耳低言曰：“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397
許攸這才把捉獲曹操催糧信使的事說出來。於是就有了曹操烏巢劫糧，大敗袁紹於官渡的曆史故事。如此生動的對話，刻畫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鮮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晉朝人陳壽的《三國誌》裏並沒有記載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鬆之的注下，此事則被渲染得曆曆在目：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已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398
顯然，羅貫中小說中的此處描寫，幾乎是在裴注的基礎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寫法本身，已經與“演義”的筆法無異。再如，曹操大敗袁紹以後，曹操手下搜到許多原許都官員與袁紹的“暗通之書”，《三國誌》中隻記載著“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399的字樣。而羅貫中在小說中，將此細節展開，變成“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一句話便凸顯出曹操的胸襟與智謀。
僅把這兩處文字拿史書與小說對照來看，一連串環環相扣的疑問浮出水麵：第一個疑問，被陳壽在“史書”中“減去”而被裴鬆之在注裏“添加”的這段曆史，到底是否史實？第二個疑問，此處的裴注是曆史還是小說？第三個接踵而至的疑問，若裴注寫的是史，筆法與羅貫中的小說描寫有何異？第四個疑問，既然史的寫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說筆法寫史最為可取？因為，看長篇小說《三國演義》的讀者遠比看史書《三國誌》的讀者多得多。
可小說又畢竟不是曆史，尊重曆史事實與尊重藝術規律，本身就是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如湯因比所說：“一部曆史小說並不是曆史，曆史學家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他也許喜愛一部曆史小說，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回避它，因為它正在故意幹擾曆史學家所研究的事件；而由於這個原因，曆史小說家作為一個藝術家勝於他作為一個曆史學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曆史學家不是一個藝術家--他不像一個小說家或詩人。”400
以《三國演義》小說中塑造的周瑜為例，在《三國誌》中“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401的周郎，到了羅貫中筆下，為了遵循陪襯諸葛亮的藝術規律，隻好讓曆史上真實的周瑜受最大的冤屈，心胸狹窄竟成了他的主要性格特點。可見至少在這一點上，羅貫中是陳壽的敵人，他將曆史的周瑜帶入了歧途，不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幾乎永無平反昭雪之日。如果尊重史實，小說按曆史本來麵貌塑造周瑜，那諸葛亮在小說中的藝術形象又要大打折扣。因為，凡《三國演義》的讀者，更不用說那些受作為戲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響的戲迷們，幾乎沒有人懷疑最後那個戲劇性地被諸葛亮氣死的周瑜，就是曆史上真實無誤的周瑜。類似這樣的例子，在《三國演義》裏還有很多。曆史與文學也是忠孝兩難全。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三國誌》是晉朝人寫的，《三國誌》裏以文學筆法記載的生動異常的對話，無疑具有口述史料流傳的性質，同時，裏邊有意無意間加入“春秋筆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說《三國演義》裏，作者“尊劉貶曹”的主觀曆史態度，即已先入為主地決定了他“春秋”筆力的描寫，包括把曹操刻畫成奸詐無比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把周瑜寫成嫉賢妒能的小氣鬼。
正是基於此，我甚至有時開始相信艾克什穆特的鬥膽預言：“文學與曆史學質上全新的結合將成為下個世紀（指21世紀--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這種結合將成為科學知識的一種形式，其目的不在於對過去的個別方麵進行專題研究，而在於對二者進行藝術綜合。……‘極而言之，曆史學家的著作將成為一種文學事實，而曆史認識則將成為對世界進行審美思考的一種形式。’凡無助於形成藝術的體裁將為曆史學家所不取。”“曆史學家在與時代對話時，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都不能隻考慮闡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邏輯，也必須考慮闡述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當研究者感到有必要與讀者分享他在與過去直接交往時產生的那種感受時。”402
但作為美國“新史學”代表之一的魯賓遜，曾在指出“假使曆史學家隻是局限於史料上所敘述的確切可靠的事件，那麼他的著作往往就會缺少生動活潑、真正可信的情節，因而就不能編成一個動聽的故事。”的同時，還是強調曆史學家的事業，與文學家有所不同，他運用的是科學的想象力，而非文學的想象力。“他的職務在於應用他的研究過去人類事件的技巧，做出成果來使讀者全麵了解過去。”403但如何區分科學的想象力和文學的想象力，又非理論能夠探討清楚的。
曆史與哲學
第二對關係，自然就是曆史與哲學，也即是與思想的關係。在柯林武德看來，僅有第一對關係的曆史並不是曆史，因為“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曆史。……許多人類的感情都是和處在它那渦流之中的這種肉體生活的景象聯係在一起的；而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傳記，則哺育著這類感情並可能供應它們以優質的糧食；但這並不是曆史。再有，在日記裏忠實保存下來的或在回憶錄裏追憶的那種直接經驗及其感覺和感情的洪流的記錄，也不是曆史。它那最好的就是詩歌，它那最壞的就是一種突出的自我中心主義；但它永遠不可能是曆史。”404在柯林武德眼裏，什麼是曆史呢？“曆史的知識是關於心靈在過去曾做過什麼事的知識，同時它也是在重做這件事，過去的永存性就活動在現在之中。”405他的言外之意是，曆史因思想而延續。換言之，要將曆史寫成思想史才有意義。但思想史並不完全等同於曆史，它也無法成為一個能包容下其他諸多相關學科的思想大雜燴。
所以，說到家，還是梁啟超說得幹脆利落：“簡單一句話，曆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406當然，“忠實的史家對於過去的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的態度。”407因為從字麵上理解，“過去發生過的事就是證據迫使我們相信的事，我們根據證據相信的就是真實性”的主張顯然是錯誤的。“真理，即過去真正發生過的事，顯然根本不是某些特殊的證據引導我們相信的事。我們同樣可能陷於從所收集到的證據出發做出無懈可擊的推論的錯誤。即使我們在任何時候都相信我們認為有充分的證據迫使我們相信的東西，即使我們永遠不能揭示‘真理’同我們所相信的東西之間的差別，情況依然如此。我們擁有的證據並不能保證我們擁有真理，盡管我們邁向真理的道路要通過證據。”408
德國啟蒙思想家赫爾德指出：“在所有偉大曆史事件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基本規律，這就是：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總是基於該地方的環境和需要，基於該時代的條件和原因，該民族的先天的或後天的性格。”409不論是以此來觀照文化大革命，還是發生在“文革”中的“老舍之死”，都是如此。因而，由深究博考“老舍之死”進而來研究“文革”時“該地方的環境和需要”、“該時代的條件和原因”，甚至“該民族先天或後天的性格”，才顯得尤為重要。當然，同時包括研究老舍當時的“環境”、“需要”、“條件”、“原因”和“性格”。黑格爾說：“曆史上的事變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內在的東西和事變的聯係隻有一個。這使發生的史跡不屬於‘過去’而屬於‘現在’。”410這其實已經具有曆史是當代史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