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
對我來說，特別有意思的是，當我經曆了十餘年口述曆史田野作業的實踐，把開始到現在的每一個不同時段裏所切身感悟到的曆史認知，做一簡單梳理，投入到西方史學史的發展裏尋找理論支撐的時候，竟意外而驚喜地發現，在某種程度上經曆了一次時而迷茫時而清晰的曆史觀的輪回；也從盲目追尋西方的史學理論與方法，發展到現在自信地以為原來史學亦無定法。這從西方史學史觀念的發展與變遷，就可以看出來。
最早的史學是古希臘史學家開創的，在古希臘文裏，“ιστορια”（historia，曆史）一詞的原意指的就是“對真相的探求。”我從一開始在半有意無意之間采訪“老舍之死”就是想不自量力地“探求真相。”但比起這個含義寬泛的概念，“logoi”（記事）一詞倒更接近曆史的含義。後經過愛奧尼亞地區“說書家”們探求事實真相的努力，人們逐漸將“曆史”與“記事”合二為一，出現了最早的“曆史”著作。富於睿智的古希臘史學家們，從一開始就強調真實之於曆史的重要。赫卡泰俄斯在《譜係誌》中表明了自己對於曆史的態度：“隻有我所認為是真實的東西，我才把它記載下來。”而我當時理所當然地以為，經我錄音並記錄在案的內容都是真實的。
其實，被譽為“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就已經開始口述曆史的實踐了。他在《曆史》中宣稱：“我的職責是把我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雖然我並沒有任何義務來相信每一件事情。對於我的全部曆史來說，這個說法我以為都是適用的。”我對“老舍之死”也是如此，雖然我無法相信曆史見證人敘述的每一件事，但我必須把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這是做口述史要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史學家的兩大要務：“一，應該整理記錄，尋出真確的事實；二，應當解釋記錄，尋出那些事實間的理法。”424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裏說：“關於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裏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這種對口述進行考核的做法，我在做“老舍之死”的口述史時難以做到。因為很多事情，像很多人的“記憶”裏老舍都跟他們說過什麼，甚至一起做過什麼，根本是無從考核的。
贏得“曆史學家中的史學家”美譽的波裏比阿，說得更是直白實在：“真實對於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樣重要。人沒有眼睛變成為終身殘廢，而曆史缺乏真實，則成了無稽之談。”425我在經曆了“老舍之死”口述史發展的“古希臘階段”以後，便不滿足於僅僅追求真實，更何況我愈發感到真實誠如推磨的驢嘴前的胡蘿卜，它隻誘惑你在曆史真實的“研磨”中不停歇地轉圈，卻永遠也夠不著真實。正如麥考萊指出的：“曆史學不可能完全絕對地真實；因為要成為完全絕對的真實，它必須記錄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最微不足道的細節--它所討論的那個時期的全部史事，所說過的全部的話。任何形式的疏漏，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是一種缺陷。……最完整準確的編年所記載的與被省略的部分相比，都是九牛一毛。”426
當然，在追尋曆史真實的同時，波裏比阿也開始思考和認識曆史的意義，將曆史研究與現實聯係起來。他說：“曆史之特殊功用就在於能使人明白某種政策或政見的成敗原因。因為單單一個事件的出現盡管有趣，卻沒有什麼借鑒意義，而一旦揭示了事件發生的原因，曆史研究便有意思了。對我們自身環境的類比研究，將使我們得到推測未來的手段和基點；而研習過去，則能使我們更謹慎、更大膽地麵對現實。”427
這也是我開始經曆的第二個階段，或曰實踐中的理論進入了“古羅馬時段”。因為古羅馬偉大的史學家李維說：“研究研究過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種各樣的事例。你應當把這些事例作為借鑒，如果那是好的，那麼你就模仿著去做；如果那是罪惡昭彰而最後身敗名裂的，那麼你就要引為大戒，竭力避免。”428另一位羅馬史學家塔西佗認為：“曆史之最高的職能就在於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作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429我開始思考在“八二三事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的見證人在曆史敘事時可能會有的不同心態。這是另一個需要研究的題目。
西方史學史在經曆了中世紀神學的曆史觀以後，到文藝複興時期，人性的曆史觀得到複歸。布魯尼在交代他為什麼寫作《佛羅倫薩史》時說：“……這些行為在我看來，值得記錄以便讓我們記得，因為知道這些曆史對公眾和私人都有好處，正如我們常常認為年長的人比年輕人有更多智慧是因為他們閱曆豐富，那麼想一想，如果我們能夠適當地讀一點曆史，那會學到多少智慧。曆史一清二楚地記錄了過去許多年前的行為和思想，我們可以方便地借鑒，學習好的，摒棄壞的，像過去的偉人那樣做到品質超群。”430慶幸的是，我隻有過短暫的“神學”史觀的經曆，即我當麵對錯綜複雜的曆史敘說，當我無法辨清那還在不斷疊加的曆史“真相”紛至遝來的時候，我隻有求助上帝，相信隻有他知道誰說的是真的。
而後，我開始逐漸學會理性地在哲學層麵上思考曆史。到這時，我又經曆了我的史學史的第三個時段--黑格爾的曆史哲學觀強調用理性來認識曆史。他認為：“哲學用以觀察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這個簡單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曆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這一種信念和見識，在曆史的領域中是一個假定；但是它在哲學中，便不再是一個假定了。”431
推崇曆史事實，被視為實證主義史學代表的蘭克，像黑格爾一樣，認為真正的哲學和真正的史學是同一的；它們都是為了揭示現象背後的超驗的真相或精神。但蘭克認為，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並不能對這一真相作出邏輯的概括，因為曆史不但複雜，捉摸不透，而且充滿活力，具有自發和獨有的特性。要想認識每一曆史現象背後的真相，人們隻有通過曆史研究，即描繪每一個個別的現象，從特殊中認識這一普遍的真相。因此，蘭克特別強調要認清曆史的真正變化，就要對曆史做批判性的審查，以免造成對曆史事件的誤解。432
到這時，我脆弱而迷糊的頭腦才真正有點清醒了，並再次陷入了危機，就像隨著20世紀初世界範圍的“戰爭與革命”，給曆史科學帶來了損害。德國史學家霍伊西明確指出：“曆史主義的危機，也就是世界大戰以後這些年代中的曆史思想的危機。”19世紀以前，曆史思想家們常把曆史看成一個合乎理性的不斷進步的過程，但這種“進步”的曆史觀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聲所吞沒。法國史學家西蒙在《精神和曆史》一書中慨歎：“在1914年的炮聲中，對現在所抱的信心和對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毀滅了。人們膽戰心驚地意識到，曆史不僅是過去的事，就連他本身也是絕望無援地掙紮在曆史的洪流中，不知道這個洪流要把他帶到哪裏去。曆史作為這樣的一個階段已經過去了，那時它曾可能是一條美麗的河流，人們饒有興趣地沿著它上溯航行，或是心情愉快地從大地上向它眺望。現在人們對曆史，是從它的實際狀況來理解的，也就是把它理解為使人隨波而走的一種流動的元素，把它理解為海洋，在這個海洋裏人們的意誌和厄運的力量結合在一起，細心地描繪出一條曲折的航路，而航行的目標則從來不能預知，而且總是在什麼地方可能遭難。”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