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義和團作為反對外來侵略的英雄鬥士的正麵形象在大陸的中國人和一些美籍華裔中達到了高潮。可是，與此同時，台灣的中國人（和許多西方人）卻在複活一種描述義和團的聳人聽聞的陳規老套，把他們看成是一些狂熱的、未開化的仇外分子，並把這頂帽子扣在紅衛兵頭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有人極力歌頌義和團的對應女性團體--紅燈照，尤其是她們所謂的曾奮起反抗舊社會婦女從屬地位的行為。
作為‘事件’的義和團代表了對過去的一種特殊的解釋，而作為‘神話’的義和團則代表了一種用過去來為現實服務的對曆史的強加。無論如何，現在與過去之間都有一種能動的相互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中，過去都被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按照現在人們多種多樣的，不斷變化的中心思想而被重新塑造。那麼，當我們進行這種重新定義的時候，過去--或者更準確地說，那個‘曾被生活過’或‘體驗過’的過去--會發生什麼變化呢？換言之，當史學家出於澄清和說明的目的，而以‘事件’的形式重構過去的時候，或者當神話創造者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想從過去提煉出某種特定的象征性訊息的時候，原初創造過去的那些人所親身經曆過的那個世界會隨之發生什麼變化呢？”442
“老舍之死”何嚐不是如此？它不光有的時候已經變成被重塑的神話，而且，它的那個“過去”在某種特定的情形下，也有“用過去來為現實服務的對曆史的強加”的可能性。因為，按很多見證人所說，這個“過去”已經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他們曾親身“體驗過”的真實的過去。保羅柯文“曾一直以為，‘過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堆固定不變的事實資料，曆史學家的工作就是去發掘並清楚地說明這些資料。”通過老舍之死的口述史田野作業，我慢慢領悟到：“史學家所寫的曆史和另外兩種‘了解’過去的方式--即親身經曆和神話--之間經常存在著一種張力。而且就其對日常人類生活而言，後兩種‘了解’過去的方式所產生的影響要廣泛得多，也強大得多。”443同時，這也說明，“人們所創造的曆史和人們所寫的曆史和所利用的曆史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前者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固定不變的，後者則似乎永遠在變化。……親身經曆過去的人根本沒有辦法了解史學家所了解的過去；而為過去創造神話的人，雖然也和史學家一樣享有‘後見之明’的優勢，但又根本沒有興趣去了解創造過去的人所親身體驗的過去。”444
這是我們所認知的曆史的現狀嗎？“我們能不能認為被親身體驗的‘過去’比曆史上重建的‘過去’更有價值，因為它更加逼真？或者認為曆史上重建的‘過去’比被神話了的‘過去’更有價值，因為它更接近事實？”作為一個曆史學家，保羅柯文曾毫不猶豫地對這兩個問題做出肯定的回答。但他現在越來越相信在事件、經驗和神話這三種取向中間，盡管存在著張力，“卻在各自的領域中都有相當牢靠的價值。”445
我也許因此進入了我的第六個時段。因為，我越發感到，“使曆史成為可能的前提是，把過去的某些東西賦予現實：無論現實與曆史有多大距離和如何不同，它仍包含有無法排斥的過去的某些東西。”446好在有貢布裏希的話給我撐腰--“時時修改我們的觀念不正是研究曆史所感到的種種激動之一嗎？”447所以，我現在已不太關心見證人所說有多少是真實的，盡管讓他們把那個事件盡可能多地“賦予現實”好了。反正“在中國人的想象中，時間並不是從可辨認的起點到可預言的終點的直線運動。中國人傳統的時間觀念是循環的……這種時間觀念直接影響並形成了理解曆史的方式。從它的修史傳統看，中國曆史缺少一個明確的開端，缺少一個宇宙起源動作，雖然其中含有超曆史的目的和設計觀念。它也缺少末世學的堅定信念，即走向某種終極命運、某種物質的或道德的目標並為之辯護的意識。用埃利亞德（MirceaEliade）的名言說，曆史不能看作‘一連串不可逆、難以預料、具有自主價值的事件’，而毋寧是固定模式和類型重現，是‘永恒回歸’主題的變化，是一種在細節上作了必要修正的熟悉的曆史順序（王朝命運的升沉）和半傳說原型（開國君主好，亡國帝王壞）的既定事實目錄。”448
“老舍之死”在口述史學上的意義在於，它對同一事件的多元敘述呈現出“過去”不同的多個側麵。不同的聲音之間，有“共存、互擾、矛盾”；不同的聲部之間也常有“遮掩覆蓋”；也許還有人試圖將自己的聲音作為獨唱，而將曆史簡單畫上句號。我曾為此迷惑不解，現在則越發清晰地認識到，這種“羅生門”式的曆史真實才是曆史的至少一種意義所在。這得益於法國史學家、年鑒學派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它是對大量以前沒有發表過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結果，這些文獻資料來自於近代的開始時期的那些情況不明的年代裏的廣闊的地中海舞台的每個角落。它的寫法是：把曆史事實按照三種具有連續性的記載來寫，或者說按照三種不同的“樓梯平台”來寫。他認為寫史的目的：“在於抓住過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間有最大差別的節奏；在於提出它們的共存、互擾、矛盾以及多種深廣豐富的內容。在我的意願中，曆史應該是一首能夠用多種聲部唱出的、聽得見的歌曲。但是，它有這樣一個明顯的缺點：它的各個聲部常常互相遮掩覆蓋。在所有這些聲部中，沒有一種能夠永遠使自己作為獨唱被人承認、接受並把伴奏拒之千裏之外。”
不過，沒有掠美之意，我與布羅代爾感到了同樣的困惑，那就是“怎樣才能在同一個時間內像通過一個透明層那樣，看見被現實重疊起來的各種不同的曆史呢？”他是“把某些語句和某些解釋當作一再出現在本書的三個部分裏的主旋律和這三個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調來使用。我試著用這種方法來給人一個關於上述情況的印象。”我也是試圖在曆史的敘述中將各種不同的聲部保存和呈現出來。“但是，困難在於：不是隻有兩種或者三種對時間的計量，而是有幾十種對時間的計量。它們之中的每一種又牽連、包含某種特殊的曆史。”我還同樣感到，“隻有被人類的科學彙集在一起的這些對時間的計量的總和，才能構成人們很難恢複其整個豐富紛繁的圖像的總體曆史”。449布羅代爾是樂觀的，而我悲觀地以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