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自我
我在1993年剛剛開始做“老舍之死”口述史時，像湯普遜一樣對曆史見證人的“記憶”充滿了樂觀，以為“來自人類感知的每一種曆史資料來源都是主觀的，但是隻有口頭資料來源容許我們向這一主觀性提出挑戰：去拆開一層層記憶，向後挖掘到記憶的深處，希望達到隱藏的真理。”但田野作業的經曆再次讓我體味到，抽出被訪者記憶“最深層的秘密”幾乎是不可能的。450換言之，我與亞倫內文斯的感慨是一致的，即“任何人對於過去事件的回憶都是不值得信任的。”451
我想原因正如保羅康納頓（P。）所提醒的，在人們的曆史記憶和對現實的理解之間，存在著相當複雜的動態的互動關係。“我們對現在的體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有關過去的知識。我們在一個與過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聯係的脈絡中體驗現在的世界，從而，當我們體驗現在的時候，會參照我們未曾體驗的事件和事物。相應於我們能夠加以追溯的不同的過去，我們對現在有不同的體驗。於是，從今我們推演故我就有困難：這不僅僅是因為現在的因素可能會影響--有人會說是歪曲--我們對過去的記憶，也因為過去的因素可能會影響或歪曲我們對現在的體驗。”452
好在從我所麵對的曆史見證人對於“老舍之死”的敘述中，尚看不到由性別差異所導致的“使用語言的不同方式”。無論男女，他們在講述“故事”時，“使用主動的我，（theactive‘I’），恰恰通過他們的言語形式就假設他們自己是他們行動的主體。”453但無庸諱言，他們每一個人“過去的記憶”都勢必要和口述時“自我”對過去以及現實的理解，甚至現實的處境密不可分。對有些當事人，還涉及到他/她在今天根本不願再提起，更不要說勇於麵對刀割般的創痛。當我和鄭實按圖索驥，叩響“八二三事件”的當事人之一，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公開承認曾帶領女八中的紅衛兵衝擊北京市文聯的“她”的家門時，看得出來，“她”的確懷著很大的戒心。鄭實第一次見“她”時甚至在極力回避“她”的目光，而且不敢提及“老舍之死”，怕這個詞語會刺激“她”，使“她”拒絕采訪。
試想，1966年，眼前這個已過50歲的婦女才17歲。事情過去了這麼多年，無論“她”的內心是否平靜，是否時常想起“八二三事件”的情景，是否願意回憶並講述，也無論此前正忙碌著什麼，瞬間即被無奈地推回到30多年前。在《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一書裏，鄭實在“她”的采訪實錄前麵的題記中，典型描繪出此時記錄者與受訪者雙方的心理狀態：“70年代出生的我，對‘文革’根本沒有直接記憶。但我的父母、兄長，這些實實在在生活在我身邊的人，心中對‘文革’的記憶卻無疑是實實在在、抹殺不掉的。在按門牌尋找的路上，我看著每一個50多歲和父母年齡相仿的女性，心想，也許這就是她。即便不是，也許她1966年也是紅衛兵，去衝擊過某個單位，或某個人。如果反過來，當時她的父母是受衝擊的對象，那她可能造不了反，隻能旁觀，甚至受株連；也有可能決然與父母劃清界限，使自己顯得更加革命。反正她是少女時期，呼吸的隻有‘文革’的氣息。如今，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和她身上留下的衰老印記，已使人們無法從直觀上聯想起‘文革’。同時也使我這個晚輩在與她麵對時，無法想象青春在她的心底留下了怎樣的痕跡。她給我留了電話，讓我過幾天再另約時間。我擔心她會改變主意。果然，當我再打電話時，她的情緒變得很不好，問我有沒有證件之類證明身份的東西，光身份證沒有用。並說自己已沒什麼好說，因為1966年的事多次有人找她，要她交代問題，弄得她無法正常工作。解釋再三，她終於答應見我。2001年1月9日，新世紀北京第一場雪後寒冷的早晨，我和傅光明如約登門。傅光明的專業研究者身份及他對老舍之死多年研究的成果，似乎更能使她信服。她同意講述1966年8月23日的情形，但不同意錄音。”454
這段充滿深情的文字令我不禁聯想到唐納德米勒和洛納米勒（DonaldandLornaMiller）記錄下的“20世紀的第一次種族滅絕大屠殺”。在土耳其奧托曼帝國(theOttomanEmpire)時期的1915年到1922年間，有總數超過100萬的亞美尼亞人，這是境內全部亞美尼亞人口的一半，遭到屠殺。幸存者們的“記憶”重構了那段慘絕人寰的曆史：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另一些人被當作負重的牲口使用，被殘害、拷打或者饑餓致死。孕婦們的肚子被剖開，而其他母親們被迫把她們正在掙紮的嬰兒丟在河中的岩石上淹死，或者把他們賣給路過的阿拉伯人；不少母親和家庭一起自殺。這一無法想象的恐怖在幸存者的記憶中留下了什麼？有些人將永遠也不會談到它。在有些人心中，憤怒現在已經讓位給了政治解釋，或著屈從於無人關心的狀況；或者甚至讓位給了原宥寬恕。但是在另一些人心中，對土耳其人的仇恨在熊熊燃燒：他們在夜裏夢到被追殺--“我醒來時渾身是汗”--“他們（用刀）刺在你背上。”還有很多人仍然渴望著複仇，1973年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一個全家幾乎都死於那場大屠殺的78歲的幸存者，在加利福尼亞聖巴巴拉的一間咖啡店，將兩個土耳其領事官員開槍打死。他的這種狂怒無疑是由在另一個文化和另一個大陸持續超過50年的記憶所導致的。
對於納粹集中營犧牲者的更為係統的貶黜、羞辱和滅絕的記憶，是同樣令人難以忘懷的。兩百名意大利的集中營幸存者曾經證實了他們中有多少人仍然保持著這一記憶，因為他們感到它那極端的恐怖對於其他人來說是難以置信的，用語言是難以表達的，而且在那些與他們關係密切的人們聽來是太過痛苦了：他們曾經如何被與所有認識的人隔離開；所有的一切被搶走；衣服被剝光；頭發被剃光；號碼代替了名字；被迫用嘴和手“像野獸一樣地吃東西；”每天都在看到和聞到死亡的情況下生活，聞著焚燒屍體的氣味，看著別人的骨灰被用作鋪路的灰渣，看者屍體堆積如山。為了生存，他們學會了吃草；學會了從任何人那裏偷東西；學會了除了自己不相信任何人；學會了挨著囚犯同伴的屍體安然入睡，甚至剝下他的衣服來取暖。最為重要的是，學會了對死亡習以為常，甚至當看守們當著他們的麵將另一個囚犯砍死時也無動於衷……顯然，即便到今天，講述這些經曆的代價可能也是幾周之久的重複出現的噩夢恐怖。並且這些回憶可能幾乎是同樣間接無法容忍的。“那些被留下而成為孤兒的人們之中的許多人出來也不談論他們的過去，這是禁忌……首要的是，他們不願意，他們也不能夠，討論過去。”許多確實談到過去的人都非常不情願，他們以嘶啞的低語說話，或者突然號啕大哭起來。……他們已經將一個仍然流血的傷口帶入了老年，一份混合著損失、羞恥、憤怒和內疚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像以往一樣真實：“緘默的極度痛苦”曾經“縈繞著他們的一生一世……這是一種如此痛苦、如此無所不在、如此無所不包的傷害，甚至在一生時間之後似乎也不可能談論它。”455
不知我的被訪者中有無湯普遜所說，要借敘述，即釋放記憶，來達到治療精神心理的目的。“大多數人都擁有某些在回憶時會釋放出強有力感情的記憶。……但是某些記憶發覺出深層的、尚未解決的痛苦，這一痛苦確實需要在職業治療者的幫助下進行更持久的反思；並且，很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口述史學家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建議，這如何才能被發現。這些情況通常都來自暴力的、羞愧的或者特別是糾纏複雜的和困惑茫然的家庭經曆；或者來自戰爭和迫害的經曆。”456
英國史學家彼得伯克在其所著《曆史學與社會理論》談到“口述與書寫”時說，“口頭交流就有它自己的形式和風格。一項關於謠言的著名研究認為，在口頭傳播的過程中，信息是根據接受者的需要而改變的，這個過程包括信息的簡化（刪繁就簡）、選擇（重點渲染）和同化（把未知的變成已知的）。”457“曆史學家們經常用‘神話’這個術語來指代那些不真實的故事，從而與他們自己的故事或者‘曆史’進行清楚的對比。如果把這種用法同人類學家、文學理論家或心理學家的用法相比較，也許將會是具有啟發性的。”458“無論如何，人們應該知道口頭敘述和書麵敘述（包括那些敘述者認為是未加修飾的真理），都具有原型、模式或是神話的因素。因此，那些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描述他們的經曆時（有意或無意地）使用了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描述中的某些意象。人們常常是從另一個事件的角度來回憶一個事件，甚至最初也是這樣來感受親曆的事件。英雄們有時候以一種類似於解析夢境的、弗洛伊德所稱的‘凝縮’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我們經常能在一係列的往事記敘中發現這個‘神話化’的過程，這些往事被描述得越來越接近某種原型。”“一些評論家--尤其是海登懷特（HaydenWhite）--可能會認為成文的曆史是剛剛討論過的‘’和‘神話’的一種形式。”459
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一種令人興奮的新方法開始流行，這就是“心理史學”。當時，“美國曆史學會的主席，一個德高望重的史學元老，對他的同事說了一句令他們大為吃驚的話，他認為曆史學家的‘下一個任務’將是更嚴肅地對待心理學。……盡管如此，已被廣為宣傳的曆史與心理學的結合看來還是被延遲了。直到20世紀90年代，它仍然是下一個而不是當前的任務。”460他進而說明，曆史心理學的理論至少能通過三個不同的途徑對曆史學家有所幫助。首先，一個專業的曆史學家常常也是一個心理學家--一個業餘的心理學家。理論（更準確地說是相互競爭的理論）可以揭示出貌似非理性的行為中的理性根源以及理性行為中的非理性根源，這樣就使曆史學家不會輕易地假設一個人或團體的行動是理性的，而把其他人或其他團體貶斥為非理性（“狂熱”、“迷信”等等）。其次，心理學的理論對史料考訂的過程作了貢獻。為了正確使用作為曆史證據的自傳和日記，不僅要考慮文本寫作的文化背景和文體規則，而且要考慮作者的年齡以及他或她在生命周期中的階段。口述史學家也開始考慮他們收集的證詞中的幻想成分和導致這類幻想的心理需要。因為從白日幻想到夢隻有很小的一步。第三，心理學家對個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作出了貢獻，即探討“公眾的”和私人的動機之間的聯係。因為對個人動機的分析對社會運動深處的原因的分析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同時，由於公眾原因和個人動機之間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性，個人對於所承受的社會壓力基本上是難以抵製的（而不是不可能的）。461“曆史學家就像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一樣，經常假設他們論述的是事實，他們的文章反映的是曆史實際。”“曆史學家和人種學學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家和詩人一樣從事虛構故事的工作，也就是說，他們也是遵循流派和文體規則（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了這些規則）的‘文學作品’製造者。”462以曆史的名義敘述出來的事，是曆史的還是的曆史。彼得伯克引用了一位被調查者的探問：“為什麼要竭力去發掘發生過的每一件事呢？”“我懷疑我們是否真的知道你所說的實際發生的曆史……或者在曆史中是否有中一樣多的以假亂真的虛構。”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