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隻剩下保羅柯文所說的問題了，即“在所以把過去加以神話化的具體例子中，重點都不在於過去確實發生了什麼，而在於它被後人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話化的過程是：認定過去中某特定的主題，把它簡單化，加以誇張和渲染，直至變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現在和過去強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證。被利用的主題可能是真實的曆史過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480這就是說，曆史學家有可能成為曆史神話的終結者，也有可能成為新的曆史神話的締造者。保羅柯文把這種“不斷地對自己親身經曆的‘過去’重新加工的過程叫作‘自傳式的神話化’，這種神話化過程當然會歪曲原初的經驗。”“不管我們怎樣想在回憶中力求忠實不假，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避免用後來的知識在歪曲這些回憶。”481事實上，在本章開頭提到的王行之與李潤新的觀點之爭，也正從一個側麵證明了保羅柯文所說。我想，不論中外，已經不乏這樣的事實，即以往的曆史一旦被塑造成“神話的史詩”，想打碎它都變得幾乎不可能了。
當然，書寫曆史在觀念上有時返樸歸真或曰守本分是必要的，古希臘曆史學家波裏比烏斯在公元前二世紀就已經特別強調：“曆史學家的目的不應該用一係列聳人聽聞的逸事去引起讀者的讚歎，也不應該杜撰許多演說詞備人引用；而是應該像悲劇作者那樣，逐漸把故事引向高潮。恰恰相反，曆史學家最重要的任務，首先在於忠實地記載古人確實做過的事情和確實說過的話，不管這些是怎樣平常的言行。”482
對於口述史來說，這自然涉及到艱辛的整理工作，湯普遜認為大體上有三種途徑來展開：“首先，是對生活經曆的單純敘述。對一位記憶豐富的被訪者來說，他除了完全公平地對待口述材料之外，恐怕沒有別的什麼選擇了。……第二種方式是收集故事。既然這些故事並不像單純敘述那樣，每段都需要具備完整和豐富的特點，因此它是呈現更為典型的生活史素材的更好的方式。……第三種方式便是交互分析（alysis）：口頭證據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組建論據的寶藏。當然，在我們也很有可能在寫作過程中，把這種分析與對更加豐富的生活經曆的呈現結合起來。”483
然而，湯普遜不得不承認：“這裏也存在著某種危險：當口述史利用自身提供的材料來源的時候，往往會割斷當時的政治敘事過程，遺漏掉經濟和結構變遷所帶來的各種壓力，從而對過去的日常生活產生某種幻想，這恰恰是因為這些過程和壓力很難直接觸及到普通人的各種記憶。因此，把這些記憶納入更廣闊的背景裏，是極其重要的。不過，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口頭材料也有助於我們去理解這種背景是如何構成的。它們肯定也會在根本問題上促發我們的上述理解。”484
無論如何，要以曆史為職業，都需要掌握一切有關研究人類的過去和探溯現時人類發展的各種類型的知識。簡言之，就是要考慮人的本性和人的行動。485我覺得，曆史就是一種對過去的人性敘述。或者，換言之，曆史學家所能書寫出的曆史，與其說根據的是文獻，不如說依據的是“記憶”。曆史既是“記憶”的敘事，也是“過去的聲音”，因為“除了聲音，恐怕再也不會有什麼別的手段可以通過極其獨特的、通常很簡單的、精辟的和再現的方式把過去帶入現在了。它不僅改變了曆史的組織結構，也改變了曆史的內容，並且把曆史的焦點從法律、統計、管理和政府轉向了人民。曆史的天平扭轉過來了：人們不僅從上述角度出發，而且也從被統治者的角度出發，去觀察和評判經濟學和政治學；在此之前，曆史所要回答的問題還都是些封閉的問題，隻能涉及到政治史、知識史、經濟和社會史這樣的既定領域；而現在，人們不僅拓寬了原有的領域，還要加上諸如工人階級史、婦女史、家庭史、種族史、少數民族史以及窮人史和文盲史等這些更新的領域，這完全是一種嶄新的曆史維度。”486
“原則上講，口述史在任何曆史領域內都存在著可能性。但對某些領域來說，它們要顯得更基本些。與此同時，口述史也表現出了某種潛在的趨向，趨向於更個人化、社會化和民主化的曆史。……曆史存在的真正理由並不在於它為某些古老的事物賦予了永恒。曆史是人們理解其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某種方式。人們在20世紀業已發現，那些所謂的裏程碑、曆史全貌以及各種權威和衝突模式都是不堪一擊的。……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曆史交還給人民。它在展現過去的同時，也幫助人民自己動手去構建自己的未來。”487
口述史的興盛在某種程度上使傳統的曆史觀念被顛覆可能是始料不及的，像波普爾幹脆認為曆史本身沒有意義，沒有規律，曆史實際上隻是曆史學，它隻是存在於曆史著作中的曆史。因此，他認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實表現過去’的曆史；隻能有各種曆史的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後的解釋；因此，每一代人有權利去做出自己的解釋。”488曆史變得一點也不神聖了。
海登懷特甚至認為，曆史學家麵對的過去不可能是客觀真實，而隻是各種形式的文本，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史料。若把這些文本變成曆史，首先要把它們組合成一部編年史，然後再把它轉化為一種敘事，而敘事的過程包括了論證、編織情節和進行解釋。他認為曆史的寫作經曆了三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資料；第二個過程是編年史。他以歐洲的史學史為例來說明編年史沒有邏輯的起點和終點。換言之，編年史的書寫者從哪裏開始下筆，曆史就從哪裏開始；而他從哪裏擱筆，曆史即在哪裏結束。在這個基礎之上，進入第三個過程“帶故事性的曆史。”他這裏說的故事性並非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文學色彩濃重的故事，而專指史學家在經過第一個過程（原始材料）和第二個過程（編年史）之後，再書寫曆史的時候給它加上開頭、結尾、結構、邏輯，即把過去那些沒有邏輯的曆史起點和終點的事，加上邏輯的開端和終點。這個過程像編“故事”一樣。489
因此，懷特在《元曆史》一書中認為，19世紀的那些曆史哲學家和曆史學家們，無論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克羅齊，還是蘭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種認識曆史的理論構架，表現在寫作風格和形式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劇，或是悲劇。“曆史事實在他們的筆下隻是他們構思和使用的素材，他們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鋪陳曆史的真相，而是抒發他們自己的人生觀和曆史觀。懷特認為，曆史學家的著述一如文學家的創作，在本質上沒有區別，都要依靠想象力和創造力。”490這樣，曆史的真實性變得模糊了。曆史對他來說，不是科學，而是藝術。懷特認為全部曆史敘述都是“言語虛構，曆史敘述中的語言虛構十分豐富”，“從言語產物角度看，曆史和彼此之間難以區別”。同樣，“神話與曆史之間的對立……也是很有問題的，是站不住腳的。”491
我沒有理由認為懷特說的不對，因為我接下來想做的，就是他已經說的。當然，先聲明我不是曆史學家，不過，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曆史學家嗎？“曆史學家尤其想挖掘的不僅僅是‘發生了什麼’，而且是這種發生的‘意義’，不僅想追尋往昔事件的動因，而且想追尋隨之而來的動因。賦予曆史事件意義的主要方法是敘述。曆史編撰是一個意義產生的過程。認為曆史學家僅僅想講述有關過去的事實，這是一種錯覺。我堅持認為，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也想，並且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想賦予過去以意義。”492
之所以會如此，當然是因為作為曆史書寫者的史學家，往往不是曆史的當事人，就像我對於30多年前的“八二三事件”，我完全是個局外人。正像睿智的保羅柯文指出的：“史學家正是因為是站在‘外麵’，就有可能誤讀、歪曲，把一些完全陌生的意義強加給研究對象。就這方麵來說，‘外在性’當然是個短處。
但是，史學家的這種‘外在性’也可能是一種長處。它構成了曆史學家和‘過去’的直接經曆者以及‘過去’的神話創造者之間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它使我們作為曆史學家有辦法把過去變成可以理解、有意義，……換句話說，除了力求重造過去的參與者或神話創造者的意識之外，曆史學家還力求在他們的世界和我們今日世界之間搭起一座橋梁，讓兩者之間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展開有益的溝通。這種情況很像翻譯家，翻譯家的工作不隻是把一種語言忠實地譯成另一種語言，而且還要讓它對於用後一種語言的人具有意義。和翻譯家一樣，史學家成為了現在和過去之間的中介人。在隨之而來的複雜協調過程中，當我們想努力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的意識時，我們必須克製我們的‘外在性’。但是，當我們要向我們（現在的）讀者闡述這種意識，使其富有意義時，我們則相反，友好充分利用我們的‘外在性’。總之，史學家很像翻譯家，必須熟悉兩種語言，對史學家說就是熟悉‘過去’也熟悉現在。史學家必須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間，不斷地、敏感地，盡可能忠實地來回穿梭。正是這種來回穿梭，構成了史學家工作中張力的最終根源。”493
但是，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就像神話曾被當作曆史一樣，現在的曆史是‘我們自己的神話’。”494不得而知。
總之，曆史學的走向已經變得多元了，書寫遠離大眾的“純學術”曆史，或者再讓曆史單純地為現實政治服務都不是十分妥當。“大曆史”隻是一種書寫曆史的方法，而“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這也說明，沒有一種萬能的方法，而應‘史無定法’吸取各家之長。”495事實上，中國不缺乏富於遠見卓識的史學家，齊思和早在1930年就曾指出：“從前，大家以為史有懲惡勸善的功用，於是便有大批《春秋》式的史籍出現；大家以為可以從曆史中求統治法，於是又有大批《資治通鑒》式的史籍出現。我們知道，現在大家對於曆史的觀念改變了，我們既不相信曆史能改革世風，更不相信曆史能給我們教訓，至於籍曆史來宣傳主義，或做做文章，我們以為更不應該。我們以為曆史隻能幫助我們了解現在，並且推測未來，這是曆史唯一的用處。但這種用處，已不能算小了。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我們所要努力的，便不能再和從前一樣，專作那種褒貶，或給帝王修家譜的工夫，或就那希奇古怪的事情，作些美麗動人的文字。我們須對於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有確實的認識，以便了解現在而控製將來。這是史學的新目的，史學的新使命。”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