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的父親病故時,他隻有兩歲。而1900年老舍的父親犧牲時,他才一歲。老舍對父親的死來自母親的記憶: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父親是在巷戰中抵抗的一名正紅旗護軍士兵,因洋兵的子彈打燃了他身邊撒落的火藥,而被燒死。老舍沒有父親,母親又沒有奶,隻好天天吃棒子麵與鹹菜,身體發育不好,長得十分瘦弱,到三歲時還不會說話和走步。一家的生活全靠母親給人洗衣、補衣勉強維持。老舍是靠了樂善好施的一位大善人的資助,才進入了學堂接受教育。否則,他可能隻是一個文盲家庭的窮苦孩子。
與川端不同的是,老舍父親的死不單單是一位家庭至親的突然亡故,因為他的死已同時具有了家庭和社會的雙重意味。從家庭來看,父親的死無疑給老舍留下了無可彌補的“童年的創傷性經驗”--家難;而從社會來說,父親身體裏流出的是犧牲者的血,成了老舍認識死亡意向最初的象征符號--國仇。因而,老舍的現實死亡觀胚胎的最初形態起因於國仇家難,這也決定了老舍在人生許多關口,當麵臨死亡時,他都能表現得相對理性。當然,在表述上又是十分感性的,也相對具有“迷戀死亡”的審美色調。但老舍最後的自殺,與川端、海明威等還是有所不同,如果不是發生了“文革”,他大概不會像他們,出於純藝術的因素追求死亡。他的死亡意識在與藝術有關的同時,更與國家和社會的命運緊密相連。這從老舍自己寫下的由青年、中年直到晚年對死亡的認識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1922年10月10日“雙十節”,在南開中學執教國文的23歲的老舍,在學校大禮堂舉行的國慶紀念會上發表演講:“我願將‘雙十’解釋作兩個十字架。為了民主政治,為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酥隻負起一個: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必須預備犧牲,負起另一個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540這是熱血的、富有朝氣的青年老舍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準備“犧牲”的宣言;這壯懷激烈的詞語昭示著,在他執著而又倔強的青春生命裏流動的是犧牲了的父親的血。
1937年抗戰爆發,8月,日寇逼近濟南。老舍從早到晚抱著一部陸遊的《劍南詩稿》,反複吟哦“夜視太白收光芒,報國欲死無戰場。”541顯示出以死殉國的意誌。當戰事的消息越來越壞,與家人蝸居在濟南的老舍,最擔心的是“怕城市會忽然的被敵人包圍住,而我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了去而被逼著作漢奸,怎麼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542國難當頭,“舍身全節”對老舍是最重要的。
1938年3月15日夜,日軍空襲的警報剛剛解除,老舍便提筆給好友陶亢德寫信:“……我想念我的妻與兒女。我覺得太對不起他們。可是在無可奈何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拚命地去做事,好對得起她。……國難期間,男女間的關係,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為國效勞。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夫不屬於妻,妻不屬於夫,他與她都屬於國家。……生與死都不算什麼,隻求生便生在,死便死在,各盡其力,民族必能複興的信念中。……”543這是像父親一樣麵臨外族入侵時“國家至上”的老舍,國之不存,個人焉能苟活。這一思想在《四世同堂》裏表現得最為突出。同時,也體現著“家庭”和“社會”的兩種經曆,在老舍的死亡意識裏緊緊地交織在一起。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了,老舍在《入會誓詞》裏隻把自己比成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他隻希望“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願有人贈給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裏。”為了抗戰,他隨時準備接令出發。“生死有什麼關係呢,盡了一名小卒的責任就夠了。”544這是決心抗戰到底的老舍,生的意義在於抗戰,為抗戰而死自然是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1941年,在文尾注明“寫於詩人節”的《詩人》,可看成是老舍的精神寫真。他從剖析人們習以為常的“詩人”的外型開始,他“囚首垢麵”,“行為都是有失正統的,”“但是他的詩歌永遠存在,為國家民族的珍寶。”“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進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與聖哲相同,恐怕就不屑於,或來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爛,或見人必須作揖問好了。所以他被成為狂士、為瘋子。這狂士對那些小小的舉動可以無關宏旨而忽略,對大事就一點也不放鬆,在別人興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時候,他會極不得人心地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歡,他會痛哭流涕。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即使他沒有舍身全節的機會,他也會因為不為五鬥米而折腰,或不肯讚諛什麼權要,而死於貧困。他什麼也沒有,隻有一些詩。詩,救不了他的饑寒,卻使整個的民族有些永遠不滅的光榮。”545從某個角度看,老舍的自殺也具有這種“詩人”的意味:當“文革”的紅色風暴使他的尊嚴屈於無地,他隻有“身諫”、“投水”、“殉難”了。而他留下的心血之作--他的“一些詩”,為民族的文化增添了“永遠不滅的光榮。”
再如,1944年,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日軍欲從貴州獨山方向包圍突襲重慶,重慶方麵嘩然,紛紛準備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這時,友人蕭伯青問老舍:“你怎麼辦?”老舍脫口而出:“北麵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裏便是我的歸宿!”546此話傳出後,有朋友寫信詢問虛實,老舍在信中回答說:“跳江之計是句實談,也是句實話。假若不幸敵人真攻進來,我們有什麼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說可同他的家眷暫時到廣安去。廣安有什麼安全?絲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為妙;嘉陵江又近又沒蓋兒!”547這是視死如歸的老舍。此時他已是個成熟的中年人,早過了熱血的年紀,他是如此感性地說出了如此理性的死亡認知。
老舍把氣節看得很重。抗戰結束不久的1945年12月,他在致友人信中寫到:“誰知道這點氣節有多大用處呢?但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民族的正氣,我們寧貧死,病死,或被殺,也不能輕易地丟失了它。在過去的八年中,我們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與威脅利誘有看成仇敵,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我們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美最善的事往往是最愚傻的人幹的啊!”548老舍最後的投湖自殺,無論他在投湖前的多長時間裏的主觀理性思考是怎樣的,這也無從知曉,但從自殺的客觀效果來看,單就老舍而言,的確是一種“舍身全節”的“最美最善”生命方式,決非“癡人”的“愚傻”之舉。
遺憾的是,老舍沒能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留下任何能夠尋找得到的文字,還是隻能由敘述者的追憶來“再現”曆史場景。舒乙在發表於1985年第4期《收獲》雜誌上的《父親最後的兩天》中“記得,在事情發生的前幾天,有一個星期天,我回到家中,曾和父親談起當時的形勢。……他說:歐洲曆史上的‘文化革命’,實際上,對文化和文物的破壞都是極為嚴重的;他說:我不會把小瓶小罐和字畫收起來,它們不是革命的對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對象。破‘四舊’,鬥這砸那,是誰給這些孩子這麼大的權力?他說: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5491994年第8期的《北京文學》,舒乙在《再談老舍之死》裏,再一次準確地寫到:“1966年8月21日,是星期天,這一天,我回過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親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那天的談話是由“紅衛兵”上街“掃‘四舊’”說起的。……‘是誰給他們的權力?’……‘曆史上,外國的文化革命,從來都是破壞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損害。’……‘又要死人啦!’……‘尤其是那些剛烈而清白的人。’”550
1987年2月,舒乙通過訪問老舍的生前好友、一位回教領袖馬鬆亭大阿訇,以“記憶”的方式再次提供出另一個重要的細節:1957年馬鬆亭被錯化為“右派”以後,一直情緒低落。“文革”剛一開始,鬱悶的老人便常跑到河邊一坐就是半天。1966年8月的一天,馬鬆亭夫婦來到什刹海岸邊,已是黃昏時分,悶坐間,“突然,一抬頭,他看見父親獨自一人拄著手杖慢慢地沿著岸邊迎麵走來,馬老拉他一起坐一坐。父親一開口,就讓馬老夫婦大吃一驚。他非常坦率。他說,他想不通,很苦悶,要‘走’。‘馬大哥,咱哥兒倆興許見不著了!’父親拉著老人的手,掏了心窩子。”551也就是說,老舍在這樣的意識下,還坦然前往“八二三”的北京市文聯,無疑具有了赴難的意味。
綜觀以上這些,先不說老舍是否在“文革”發生前就對“文革”可能是一場怎樣的運動,有了足夠清醒的認識,但有理由認為,老舍在投湖前一定是有所思,也有所想的。可惜,我們隻能以蹩腳的想象力去揣測一個天才作家自殺前可能想了什麼。其實,不止以上的一幕幕,都有可能浮現在他的腦際:他想到了犧牲慘死的父親;想到了《老張的哲學》裏可愛的李靜;想到了《四世同堂》裏那個“自幼兒就靦腆,一輩子沒有作過錯事,永遠和平,老實,要強,穩重的祁天佑!”那是命該如此,世界一旦變了樣--老實人,好人,須死在河裏!552“這樣的一個人卻死了,而且死得那麼慘!”553想到了上麵提到的“自殺者家族”中的一個又一個人物及其命運。想到了自己像他們一樣,再沒有苟活下去的理由,隻有絕望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