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因素
如英國曆史學家布萊德雷所說：“或許有些曆史事件注定了就是要對我們永遠都成為問題的，但它們卻始終是我們的問題，並且將永遠都是；而它們那絕對不可解決性，如若我們好好加以考慮的話，其所涉及的就不止於是一種用詞上的自相矛盾而已。”610
德國哲學家卡西勒也說：“在每一種曆史原因裏，都有某些東西是我們在物理的或生物的原因中所找不到的。不僅有一般的原因，而且也有我們所說的‘動機’。當然，‘動機’絕不是和原因對立的，而是原因的一種特殊的形式。”611簡單說來，老舍投太平湖自殺的“動機”和“原因”其實隻有一個，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也就不會有老舍的自殺。換言之，老舍自殺的“動機”無庸諱言就是“文化大革命”發生“原因”的“一種特殊的形式”。也就是說，要研究老舍之死的“動機”，與挖掘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是分不開的。同理，老舍自殺選擇太平湖的“動機”，也要從他之所以要投太平湖的“原因”中找。
記得在某個材料中看到這樣一段介紹性文字：太平湖位於北京新街口豁口外，因其地址叫太平莊而得名，太平湖由四個大小不一的湖麵組成，1956年以前這裏蘆葦叢生，腥氣熏人。在片片汙水中葦子長得二三米高，葦塘北岸是一片冷落的亂墳崗子，稱之義園。在1936年繪製的地圖上稱之為貢家葦塘，195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這裏興建貯水湖，半年後修成一個葫蘆狀的人工湖，附屬海澱區人民公社。在葫蘆的腰上橫跨一座木橋，使整個湖麵分為東西兩湖，東湖水麵較小，西湖則很大，湖中心偏西處有一湖心島，島上長滿蘆葦，無數叫葦渣子的水鳥棲宿在這裏。東湖北麵栽植了許多楊樹，木橋的南麵是快三角地，這裏種植著桃樹、丁香和各種灌木，與南麵的荷花池構成了太平湖公園最美的一角。湖邊的樹蔭則是近鄰北京電影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們複習功課的好場所，電影《水上春秋》為我們了解太平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鏡頭，那裏邊很多場景是在太平湖拍的。612
舒乙考察了老舍的全部作品，沒有找到太平湖這個地名。簡單的理由大概是，“太平湖”這個地名是後來的事。但從老舍的經曆看，他是熟悉這一帶的。1920年9月至1922年9月，在擔任外城北郊勸學員的整整兩年時間裏，他辦公的地點就在德勝門外的關廂華岩寺內。他負責管理散布在西直門外、德勝門外、安定門外和東直門外的所有私塾。他的長篇處女作《老張的哲學》，故事發生的背景就是德勝門外，對太平湖該不至於陌生。舒乙的推論是合乎邏輯的。而且，他在老舍投湖自殺過去十二年後，在偶然一次翻閱老北京地圖時，“竟一下子找到了父親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在北京舊城牆外的西北角，和城內的西直門大街西北角的觀音庵胡同很近很近，兩者幾乎是隔著一道城牆、一條護城河而遙遙相對，從地圖上看，兩者簡直就是近在咫尺。觀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這裏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親為她買的，共有十間大北房。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這裏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親去找自己親愛的老母了。”613他的生命是母親給的，當他沒有再活下去的理由的時候，在另一個世界裏，母親的懷抱依然是最好的歸宿--“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裏，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裏是安定的。”但令老舍刻骨銘心的是，母親“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614而太平湖通往另一個世界，想到這兒，他要去陪伴母親了。
老舍的散文《我的母親》是特為紀念母親辭世而作。老舍在嬰兒期喪父，跟著媽媽長大，對母親的感情格外深切。最重要的，是“並不識字”的母親把“生命的教育”給了他。“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曆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615“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我的”。616
老舍筆下的這幅母親像，並不是一幅精細的油畫，而隻是白描的一幅黑白速寫：她靠給人洗、縫補和裁縫衣服養家，終年沒有休息；她愛幹淨；她豪爽好客；她剛強，並不軟弱，有著“軟而硬的個性”617.事實上，由老舍描寫母親的性格，也明顯寫照出他本人的性格。比如，他像母親一樣，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618他甚至把這種“軟中硬”的個性，返回頭來對付母親。23歲時，母親要他結婚。他楞是駁了母親的麵子。“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為逆子。”619
從這之後，每逢人生的十字路口，都是這從娘胎裏帶來的“軟而硬的個性”，使老舍做出了命運的抉擇：1912年，為了升學，背著母親偷偷考入北京師範學校；1922年，辭去北郊勸學員；1937年，拋妻舍家，奔赴大後方，成為“文協”抗日大旗下的一名“小卒”；1949年，從美國回到新中國；最後不甘屈辱，投進太平湖，都彰顯出老舍“軟中硬”的個性精神。
“士”的精神與“國家至上”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時，老舍還在青島趕寫著長篇《病夫》。全民抗戰的烽火，使他深感“戰爭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憤萬難允許再編製‘太平歌詞’了”。隨著時局的動蕩發展，當他每每看到在“抗戰到底”的標語口號下，“一麵是為國犧牲”的“張自忠們”，而“另一麵是逍遙世外”620的“祁老太爺們”，便痛心疾首。他像魯迅一樣，痛感並要深入警醒地挖掘出蝕刻在國民肌理骨髓的精神劣根，就在於“他們的不放心處隻在自己與家小的安全，隻求個人與家屬能趨吉避凶，其他的事情可以一概不問。”621他要以一管文學寫家的筆拚命地奮起呐喊，“喊動深山僻壤，喊遍了全國，把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喊動，把每一個睡著的喚醒；然後我們才能掏出全力，跟敵人拚個我活你死。”622“男兒本該為國死，/莫念妻子小嬌身！”623“感懷成酒病，誤國是書生！/莫任山河碎，男兒當請纓。”624“人孰無情？棄家庭，別妻小，怎不傷心？可是國難至此，大家就該硬起心腸，各盡其力；不能不把眼淚咽在肚裏。誰也不當怨誰，而是一齊為國家設想，為過犧牲。”625
在這樣的心境下，他匆匆將剛生完次女舒雨不久身體還很虛弱的妻子安頓在濟南，毅然決然地隻身擠上南去的最後一班火車，奔赴當時的抗戰中心--武漢，去沐浴抗戰風雨的洗禮。多情自古傷別離，更哪堪國破山河碎。老舍一麵想念著自己溫馨小家庭裏的妻子兒女，覺得太對不起他們，一麵時刻記掛著“偉大文藝中必有一顆偉大的心，必有一個偉大的人格。這偉大的心田與人格來自寫家對他的社會的偉大的同情與深刻的了解。”“隻有把自己放在大時代的爐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獄裏，才能體驗出大時代的真滋味，才能寫出是血是淚的文字。”後來的《四室同堂》便是這宣言最好的佐證。
在國難當頭的大時代來臨之際，他有著“祁瑞宣”一樣戀家愛子難以割舍的骨肉親情，但他為著“救國是我們的天職，文藝是我們的本領”，“抗戰文藝產自抗戰寫家”，隻有把人生的命運抉擇交付靈魂與肉體的“流亡”，這不就該是他青年時代就要擔負起的精神十字架嗎！
弱女癡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活因傷別潸衣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老舍《流亡》
此時已身在武漢的馮玉祥將軍，深為老舍文人為國棄家的氣概所感佩，與老舍一見如故，並當即揮翰賦詩：
老舍先生到武漢，提隻提箱赴國難。
妻子兒女全不顧，蹈湯赴火為抗戰！
老舍先生不顧家，提個小箱攆中華。
滿腔熱血有如此，全民團結筆生花！
然而，老舍在武漢也同時看到了不知亡國恨，猶唱“後庭花”的無數的“冠曉荷”：“賭無禁，煙公賣，妓有南北中西，舞有美女香檳”。以至老舍慨歎“武漢確實成了一切的中心，吃喝玩樂在其中矣！”痛心疾首詠《傷心》：
遍地幹戈舉目哀，天難有國亦難來。
人情鬼蜮乾坤死，士氣雲龍肝膽灰。
賊黨輕言擁半壁，流民掩泣避驚雷。
更憐江漢風波急，豔舞妖歌尚浪催！
老舍在《四室同堂》裏對他充耳盈目的這一切國人劣根的行為舉止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救國，還要救民。其實想一想，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民，才會有這樣的國。這樣的國，又更造就繁衍這樣的民。惡性的循環，惡性的輪回。民族的消沉隻會更令國人成為供侵略者鐵蹄撕扯踐踏的腐肉，而且會連靈魂一起腐爛。
老舍也是振奮的，因為他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文藝工作者來到了武漢。他在積極參與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籌備會議的同時，連續不斷地發出一個文人鬥士的吼聲。
他在《寫家們聯合起來》一文中，呼籲作家、文藝家要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在抗戰期間已無個人可言，個人寫作的榮譽應當改作服從--服從時代與社會的緊急命令--與服務--供給目前所需--的榮譽，證明我們是千萬戰士中一員，而不是單單的給自己找什麼利益。”626緊接著，老舍在1937年12月寫於武昌的《是的，抗到底！》一文裏，又擲地有聲地喊出了思想者深沉而凝重的聲音：“隻有抗到底才能把麻木不仁的人打醒；都醒悟過來，民族才會複興：否則胡胡塗塗，依然故我，即使我們打勝了也沒多大用處。敗可轉勝，麻木不仁則永無希望。我們不怕敗，而怕不打。”“把知識用在救國上吧，大家一齊打上前去吧，打到底才會得勝！”“所謂抗戰到底就是我們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與犧牲換取自己的自由。”
“有骨頭的才肯為國捐軀，有骨頭的才肯死裏逃生；有骨頭的今日死，有骨頭的明日生；這就是民族的複活。”“我們既不怕死，還有什麼可怕的呢？拿血洗淨了江山，我們抗戰到底！用血保住祖宗創造下的偉業，用血為子孫換取和平自由，死是值得的！”627這是老舍的氣節，也應是民族的精神。抗戰是向全人類“顯一顯”中華民族“偉大的人格”的時機。他在短文《此仇必報》裏，斬釘截鐵地說：“難道我們就沒有血氣和感情麼？報仇啊，我們是人，我們得拿刀槍把日本禽獸管教過來，教他們明白過來禽獸是不能在世上活著的！起來吧，有血性的人們，挺起腰來，為死了的報仇，為人類掃除禽獸！”628
“隻要我們肯幹到底，我們必會看見漢奸埋在自掘的墳墓中；否則我們屈膝，漢奸反倒坐在我們的脖子上，我們那才成了奴下之奴，而悔之晚矣！”“今天大家害怕，是怕個人的身家財產受損失；那麼，等到連地土人民全數被日本吞了去的時候，難道還有個人的好處嗎？房子若是燒起來，連命也不大易保，還惦念著屋角裏那把掃帚嗎？”629
1938年3月，他在《我們攜起手來》裏表示：“我願在這營陣中作一名小卒，你們教我作什麼，我隻有服從。我的才力隻是那一點點，我渺小得可憐，可是在你們的命令下去工作，我感到偉大而充實。”630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招開籌備會的那天，老舍已“快活得要飛了”。因為全民抗戰使作家們“把民族複興作為共同的意誌和信仰，把個人的一切放在團體裏去，在全民族抗敵的肉長城前有我們的一座筆陣。”他感到“文藝者根本是革命的號兵與旗手。”631
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正式成立，周恩來發表了“簡勁有力”的演說，號召全國的文藝家團結起來。他了著重講了四點感想：一，隻要這些民族的先驅者們不分信仰地空前團結，就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希望作家寫作多從前線將士的英勇奮鬥、戰區敵人的殘暴以及後方民眾動員的熱烈中取材，同仇敵愾，加強戰勝敵人的信心。三，今天的抗戰實際上還肩負著建國的任務。四，要使我們的文藝在世界上也有輝煌的地位。
老舍在會上被選為理事。緊接著，在4月4日召開的第一次理事會上，老舍又被推選為常務理事、總務部主任。由於“文協”沒有設會長或理事長，這總務部主任就成了主持繁重日常工作的實際負責人。他在《入會誓詞》裏寫到：“生死有什麼關係呢，盡了一名小卒的職責就夠了！”632他真的要“傾盡個人的心血，完成這神聖的使命。”633因為，他把在國難當頭，而缺乏行動上的壯烈與宏毅，當成莫大的恥辱。“他必須任勞任怨的去做事，生也好，死也好，偉大的國民必須敢去死，才足以證明民族的文化有根，才足以自由的雄立於宇宙間。設若空有一套仁義禮智的講章，而沒有熱血去作保證，文化便是虛偽，人民便隻是一群隻會模仿的猴子。”634
“文協”在老舍的主持下，為推動和宣傳全民抗戰做了大量工作，很快便呈現出了他在《新氣象新氣度新生活》一文中所寫的那樣一種精神，那樣一種感慨：“全民族齊心抗日是表明了我們有最高的文化，每個人都懂得成仁取義，不肯苟安求全，淪為奴婢。”“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忠恕仁義，孝悌廉恥，能寬恕別人的過錯，而不能屈膝受辱。”“若我們的好百姓都受了良好的教育，我們的力量將怎樣地增強，我們的文化將怎樣的燦爛光輝呢？”“國家是我們今日的愛人，我們必須為她死，為她流血。”635“救國是我們的天職，文藝是我們的本領，這二者必須並在一處。”636這無疑是熟諳儒家學說的老舍對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理念的很好體現與極佳詮釋，像《論語》所說：“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637這也正像老舍在1943年談及當時“由濟南逃出來的時候”所說：“她們的命苦呢，她們死；我該歸陰呢，我死。反正不能因為窮困死亡而失了氣節！因愛國，因愛氣節，而稍微狠點心，恐怕是有可原諒的吧？”638
考察老舍在抗戰期間的言行思想，完全可以用他與宋之的合作的話劇劇本的名字“國家至上”四個字來概括。正如他說的，“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抗日，我就跟著誰走，我就是一個抗戰派！”639因為，在他看來，“今日的中國，沒有一件事比抗日救國更偉大更神聖的；我們的團結便是要在這最偉大最神聖的戰爭中各盡其力；這是你我的一切，此外什麼也沒有。”640老舍表達這樣的情感，從來不講什麼大道理，而是簡單明了，樸素自然。如他說：“我們必先對得起民族與國家；有了國家，才有文藝者，才有文藝。國亡，縱有莎士比亞與歌德，依然是奴隸。”641
老舍主持了八年的“文協”，也主持了八年的《抗戰文藝》，但他畢竟是一個詩人激情型的作家，他覺得在血與火的民族危亡關頭，一個民族除了要戰鬥，還要有理性而博大的胸襟和豪邁壯闊的精神浪漫。他說：“我們不要學日本的偏狹愛國，或什麼鐵血主義。斯巴達克式的教育能使人成為武士，也能使人成為強盜。……我們要的隻是嚴肅而英明的氣度與心懷，見義勇為，雖不故意去冒險，而到時候有死的膽氣與決心。不去故意的作英雄，而磊落光明有作英雄的底氣。”“自傷沒落而放浪形骸之外，是浪漫；理想崇高而自尊自強，也是浪漫。頹廢詩人是浪漫的，救世大哲人也是浪漫的。蘇格拉底有最強壯的身體，最簡樸的生活，最寬大的胸懷，與最崇高的理想。上陣，他是勇士；家居，他是哲人。我說，我們須成為這樣浪漫的人。”642老舍以他在抗戰中的作為證明，他正是這樣一個浪漫的文人！
在那樣的時代，他自然首先以為“文藝的工作就是宣傳。”“大時代到了，大時代的文藝，不用說，必是以民間的言語道出民族死裏求生的熱情與共感。”643他真切的感到，“每逢社會上起了嚴重的變動，每逢國家遇到了災患與危險，文藝就必然想充分的盡到她對於人生實際上的責任，以證實她是時代的產兒，從而精誠的報答她的父母。在這種時候，她必呼喊出‘大時代到了，’然後她比誰也著急的要先抓住這個大時代，證實她自己是如何熱烈與偉大--大時代須有偉大文藝作品。……偉大文藝必有一顆偉大的心，必有一個偉大的人格。這偉大的心田與人格來自寫家對他的社會的偉大的同情與深刻的了解。”6441938年“七七事變”抗戰周年紀念，他在《這一年的筆》裏表示，“藝術麼？自己的文名麼？都在其次。抗戰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筆上，這支筆須服從抗戰的命令。”“這一年的筆是沾著這一年民族的血來寫畫的，希望她能盡情的揮動，寫出最後勝利的歡呼與狂舞。有筆的人都是有這個信仰。”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