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失守，老舍來到陪都重慶。9月16日，他寫下紀念“九一八”事變七周年的《中華在“九一八”後》，呼喊：“努力呀，同胞！今天，‘九一八’才是生死關頭；泄氣則亡，努力則勝；用血，用生命，換來明年‘九一八’的戰勝慶祝吧。”646“九一八”給了中華民族以大恥辱和大創痛，是一頁慘痛的紀念。“‘九一八’必須從曆史上抹去，用你的血抹去！起來幹，不作亡國奴的人們！”全民抗戰的精神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647
老舍這一時期以宣傳抗戰為主題的散文大多是鏗鏘有力的戰鬥檄文，其核心的主題思想隻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想不亡，就須人人有不作亡國奴的氣概與氣魄，人人得成為忠勇的英雄。”“愛國的必須成為戰士。”“個人的生死有什麼關係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濺在沙場上，一方麵去退敵救國，一方麵使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兒還有什麼更好的事業呢！？”648同時，他也深刻地認識到，“抗戰的目的，在保持我們文化的生存與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曆史的繁榮與延續--人存而文化亡，必係奴隸。”在他看來，抗戰完全可以成為中華民族關照和檢討自身文化的一麵鏡子，而文藝作品就是這麵鏡子裏的影像。
老舍在《一年來之文藝》裏說，“血光殺聲裏有大時代的真麵目。盡管所見者隻是一事一人一角落，可是既經看到，便是好的資料。……以熱情的文字寫麵前的殺聲炮火，就足以動人。這些事是抗戰的鐵證，這些文字是真實的記錄。”649老舍在抗戰期間，隨時把這些“好的資料”運用到創作上，除寫了大量宣傳抗日的話劇，因為“現在我們說，文藝的工作就是宣傳。”650更主要還是構思醞釀並精心打造他的長篇《四世同堂》。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老舍的《四室同堂》是抗戰期間一部不可多得的反省文化和人性的偉大之作，是中國人們抵抗日本侵略者從艱難走向勝利的“鐵證”，是“以血為墨及時的記錄下民族偉大的經驗”，651同時又有著超越時代的思想和精神價值。
1939年9月至12月，老舍被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派遣參加北路慰問團，到西北去慰勞抗戰將士，到延安地區訪問。剛剛抵達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就趕到慰問團下榻的地方看望，並設宴招待全體成員，而後又和大家一起乘車來到中央大禮堂參加延安各界召開的盛大歡迎聯歡會。老舍代表慰問團致歡迎辭。後隨慰問團參觀了延安抗大，八路軍政治部等處。又到米脂、榆林等地體驗延安地區的生活麵貌。此行在他1942年出版的作為“抗戰文藝叢書第一種”的長詩《劍北篇》中有所反映--“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個多月，共二萬裏。”652
1943年底，胡絜青為剛剛故去的老舍的母親辦完喪事，帶著孩子，離開北平，千裏跋涉，趕到重慶。老舍把家安在了北碚。胡絜青向老舍介紹著她所見所感的北平淪陷區百姓的生活和遭際，這使老舍的腦中浮現出一幅清晰的文學地圖，人物的命運安排，的結構布局，就在這幅地圖上鋪展開來。這樣的構架產生了近百萬字的《四室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和《饑荒》。
1944年4月，重慶文藝界舉行了“紀念老舍創作生活二十周年”的活動。而這時，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斷取得勝利，中國的戰局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抗戰勝利的曙光已呈現在眼前。老舍在一次“文協”座談會上說：“我們要做耶酥降生前的約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以至重慶《新華日報》專門發了一篇短篇《作家的創作生命--賀老舍先生創作二十周年》，稱讚老舍此番話“是何等勇敢的宣告。”並對老舍為抗戰所做的貢獻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在抗戰七年來為文藝界團結所盡的力量是值得人們永遠追憶的，他又曾為了實際的需要而嚐試運用各種文藝形式（包括民間文藝形式），這對所謂既成的作家是很難能的事。他曾屢次為文藝界生活困難而向社會呼籲，但他同時又斬釘截鐵地說：‘盡管貧窮，我們要咬緊牙關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變節。’”653
老舍又是異常敏銳的，當他看到抗戰勝利不久，內戰的烽煙又起，1945年11月，他在紀念魯迅的會上由朗誦《阿Q正傳》頓生感慨：“這樣的勝利，而勝利後又複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強，真使我覺得中國的命運將和阿Q的命運沒有兩樣。……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沒有當漢奸，我八年來的言論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為了抗戰，而我後麵卻一直跟著一個黑影。……打仗死不是黨委啊！不是大官啊！而是我們老百姓啊！而是你和我啊！我們為什麼不阻止呢，所以我覺得我們應當拿出力量來停止內戰！……隻有和平勝利了中國才有辦法。”和平是人與人之間的永久契約！
老舍的積極投身抗戰與其樸素、自然的愛國思想，最初是源於一種本能的“知恥而後勇”。由母親給他講述父親的犧牲，他懵懂意識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就知道了國恥。“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國恥是怎麼來的，而且知道了應該反抗誰和反抗什麼。以前，我常聽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類的泄氣話，而且覺得不足為怪。看到了‘五四’運動，我才懂得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運動使我看見了愛國主義的具體體現，明白了一些救亡圖存的初步辦法。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應該做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做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這也是他“獻身文藝寫作的靈感”。“‘五四’給了我一個新的心靈，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文學語言。”654
“在國外讀書時，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著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事盡職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像一個中國人能像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效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於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655可見，老舍的“國家至上”思想，並非在抗戰時才一蹴而就的。回憶起當年在國外關注北伐革命時，他還記得，“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656因而，老舍在《二馬》裏流露出這樣的情感也就在自然不過了：“破碎的中國，破碎也可愛的中國。”657
其實，單就“國家至上”而言，若把抗戰時期的老舍與建國初期的老舍簡單做一比較，便不難發現至少有三個相當明顯且意味深長的相同點：
第一，老舍是勤勞辛苦而多產的。不算老舍所做“文協”繁雜的事物性工作，僅算他服從抗戰宣傳的需要所創作的作品，抗戰期間，他共寫了長詩《劍北篇》，4部京劇，9部話劇，長篇《火葬》，《四世同堂》的第一、二部《惶惑》和《偷生》，短篇《火車集》和《貧血集》，以及大量的詩歌、雜文。除此以外，他還寫了數量可觀的鼓詞、墜子、相聲、數來寶、戲曲等通俗文藝。據曲藝演員歐少久回憶，抗戰初期，老舍僅為他和富少舫就先後編寫了《罵汪精衛》、《蘆溝橋》、《新拴娃娃》、《啼笑因緣》、《台兒莊戰役》、《櫻花會議》、《中秋月餅》、《八麵玲瓏》等相聲、鼓詞數十段之多。658建國初期的老舍就更是這樣。
第二，老舍是積極熱情真誠投入的。從老舍的《詩人》來看，他自己無疑是個詩人氣質的作家，為“協力抗戰，重整山河”，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這偉大的事業與行動中”。659他單純地以為：“我覺得我的一段鼓詞設若能鼓勵了一些人去拚命抗戰，就算盡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來有成為莎士比亞的本事，而因為亂寫粗製，耽誤了一個中國的莎士比亞，我一點也不後悔傷心。”660“為自由，為自由，齊赴沙場；/曆史的光榮，當仁不讓，/要作今天的嶽武穆、文天祥！”661“我隻知道嶽夫子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陸放翁的激昂的詩句，並沒毀壞了文藝，而反倒有些千古不滅的正氣，使有心人都受感動。”“從‘七七’抗戰後，我差不多沒有寫過什麼與抗戰無關的文字。我想報個人的仇，同時也想為全民族複仇，所以不管我寫得好不好，我總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戰宣傳上有一點作用。”66250年代“歌德”663的老舍也是如此。至於文藝不應是宣傳這個道理，老舍在抗戰時就再明白不過了：“有的人以為，文藝要過於切近實用，偏重於某一點，則必損失了文藝的從容不迫，或竟至不成為文藝。”664但從老舍的自身創作實踐看，他懂得在特定情形下，比如“國家至上”，文藝理應擔負起“宣傳”的使命與功用。
這樣一來，也就很容易導致兩種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截然相反的評價。比如，夏誌清以為“自從中共政權成立以後，老舍憑著靦顏的阿諛奉承，得意確保文壇的高位。”665而陽翰笙則早在老舍從事創作20年紀念時就說：“這20年來，我覺得你總跟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特別是抗戰軍興起以後，為了我們的民族，為了我們的人民，你曾運用你那支鋒利的巨筆去打擊我們的民族敵人，鼓勵過我們的士氣民心，去掃除過那些社會上的渣滓，揭破過那些偽善者假麵。你始終是愛著中國人民的，我想中國人民也一定會熱愛你。”666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從事這一切“服從”宣傳的社會活動和文學創作中，老舍在“任勞任怨”667的同時，常是內心有矛盾，也有想法，甚至是痛苦的。對這一點，有一部分研究者常常視而不見或忽略不計。例如，抗戰時期的老舍，正如胡風所言：“他有時卻要為國事，為公共事業，為友情傷心墮淚，這恐怕是很少為人知道的。”668建國以後，“經曆過生活底甜酸苦辣”的老舍，自然更有人們從表麵容易得出的“深通人情世故”。“但是，他的‘真’不但沒有被這些所湮沒，反而顯得更凸出，更難能而且可愛。”難得的是，沒把“真”表現為“憨直”、“忘形”，“而是被複雜的枝葉所襯托著的果子。”因為人們見慣了老舍的“客客氣氣”，對他在“談笑風生裏麵，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話還是笑話的那一種幽默”也習以為常，故而大家在容易“懂得那裏麵閃耀著他底對生活的真意”的同時，也容易疏忽掉“那裏麵”還包括著他內心世界的“酸甜苦辣”。抗戰時，“他在對人對事上非常持重，總希望能取得麵麵周到的結果，但他卻堅守著一定的限度，那就是為民族解放的文藝界團結的立場。如果越過了這個限度，無論對手是地位怎樣高的或計謀怎樣巧妙的，他也要直言不諱，守正不移。這決不是一個深於世故的中年人能夠容易做到的。”669建國後，老舍依然如此，無論是積極主動地配合宣傳，還是受命應景創作，“在對人對事上非常持重，總希望能取得麵麵周到的結果。”但他也始終堅守著一個“限度”。
我以為，對照抗戰時期和解放以後的老舍，他的這個“限度”都可以在“國家至上”這個大的思想前期下劃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在創作上，一個是在人格上。但在表現形式上，有著明顯的異同。先說創作，抗戰時，“全民族都在血裏掙紮，……整部的文藝簡直可以被稱為一首戰歌。”中國的文壇“是立在全民抗戰的旗幟下，盡責地掌起救亡圖存的號筒。”670建國初，是“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努力要把一切創作變成“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的習作。”671不同在於，前者是文藝服從於國難當頭時的“國家至上”，而後者是意識形態的“國家至上”即文藝服從於新政權領袖的政治“道理”。老舍對前者是得心應手，而對後者是“手足失措。”672再說人格，由於“以道自任的知識分子隻有盡量守住個人的人格尊嚴。”673抗戰時，國破山河在，“國家至上”，以老舍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文人才要抗戰到底，“無論受什麼樣的苦處，他須保持住不投降不失節的誌氣”。674
一方麵，他隨時準備以死報國，“用血肉的犧牲贖取國土河山！”675“大時代的意義並不在於敵人炮火的猛烈，我們敢去抵抗，而是在於用我們的鮮血洗淨了一切卑汙，使複生的中國像初生的嬰兒那麼純潔。……在這種意義之下，先死的必然稱‘聖’--用宗教上的名詞；因為他的血喚醒了別人對大時代的注意與投入。”676這又讓我想到，老舍最後投湖自殺，是否有意在“文革”的“大時代”裏“先死稱聖”的意味呢？
另一方麵，“血肉橫飛的慘像激動了我們更多的同情與義憤，認識了恐怖，更明白了如何在死裏求生。”677“人不應當互相殘殺。”“中國的抗戰絕不是黷武喜殺，而是以抵抗來為世界保存一個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這是個極大的使命。每一個有點知識的人都應當挺起胸來，擔當這個重任。”678而解放後，在他所無限熱愛的這個國家，發生了一係列他可能已有許多次都感受到困惑卻無奈的政治事件，直到“文革”的“八二三”，他竟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曆了同樣是生命受到殘殺、文化遭到破壞的“血肉橫飛的慘像。”，而在“認識”了這紅色“恐怖”之後，當他感到再沒有苟活下去的理由時，求生不得，隻求一死。“愛和平的人而沒有勇敢，和平便變成屈辱，保身便變為偷生。”679從這個意義上，倒正好可以把孟子那句話分開來概括兩者的區別：老舍投身抗戰，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而老舍投身太平湖，則是“天下無道，以身殉道。”680
老舍文學的北京地圖
從位於燈市西口豐富胡同老舍的丹柿小院出發，走到太平湖，是一段不算短的路。如果是步行，沿途要經過什刹海、後海、積水潭等幾處水域，而老舍何以偏偏要選擇太平湖作為生命的歸宿？除了上述的母親的因素之外，還可以從老舍的生命成長和以文學之筆繪製的北京地圖尋覓答案。
按清朝滿、蒙、漢三個八旗在北京城內的劃分，兩黃旗居北：鑲黃旗駐安定門內，正黃旗駐德勝門內；兩白旗居東：鑲白旗駐朝陽門內，正白旗駐東直門內；兩紅旗居西：鑲紅旗駐阜成門內，正紅旗駐西直門內；兩藍旗居南：鑲藍旗駐宣武門內，正藍旗駐崇文門內。681
先單以統計的角度來看老舍筆下的北京。“從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於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正紅旗的屬地。“西北角對老成來說是指阜成門--西四--西安門大街--景山--後門橋--鼓樓--北城根--德勝門--西直門--阜成門這麼個範圍。約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城外則包括阜成門以北，德勝門以西的西北郊外。”《老張的哲學》、《趙子曰》、《離婚》、《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正紅旗下》的故事都是發生在這裏。682正如李輝所說：“對於老舍，北京城牆可能顯得更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勝門一帶的城牆，維係著他的一生。這一塊小小的天地，是他人生的起點，也是他人生的終點。他對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藝術想象力，因這一小塊天地而得以形成。不能想象，沒有城牆襯托的太平湖，會帶給老舍多少失望與惆悵。”683
這已經提出了太平湖對於老舍的重要，而同樣重要且意味深長的是，純從地理位置上看，以老舍自殺所投太平湖為中心，離以下幾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地方都不算遠。往南咫尺的距離，與城牆相隔，是老舍母親1933年至1942年居住直到去世的觀音庵。房子是老舍為母親買的，他最愛自己的母親；再往南，是老舍的誕生地--護國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他在這裏度過了童年，直到14歲。他在《小人物自述》裏，對自幼生長的小羊圈做了最為完整、忠實而深情的描述。而且，還幾乎原封不動地寫進了長篇《四世同堂》和《正紅旗下》，小羊圈因此成了老舍代表作中地理背景的原型；再往偏東南方向不遠，是老舍父親犧牲的地方--南長街南恒裕糧店。1900年，老舍的父親在這裏“痛苦而緩慢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從太平湖往北，土城一帶的京郊鄉間，是老舍的姥姥家和舒家祖墳所在地。老舍的母親是德勝門外土城一帶的旗人；老舍家的舒家祖墳，離姥姥家不遠，在今天北京體育師範大學正南方二裏多地緊挨著鐵道的東邊。到姥姥家要出德勝門，到祖墳要出西直門。換言之，“在這裏誕生了他可愛的母親，又象征性地埋葬著他的死於八國聯軍炮火之下的父親。”684
另一方麵，北京又幾乎可以說是老舍文學創作的素材母體，也是孕育了其作品主題思想的母題。他在寫於1936年的散文《想北平》一文裏，一開篇就將愛母親與愛北平的情感相提並論。在他這都是一種說不出的愛，“言語是不夠表現我的心情的，隻有獨自微笑或落淚才足以把內心揭露在外麵一些來……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麼，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靈相粘合的一段曆史，一大塊地方，多少風景名勝，從雨後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夢裏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到一塊，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平，這隻有說不出而已”。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