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湖的餘韻
美國現代作家、哲學家菲力浦勞頓和瑪麗路易絲畢肖普在合著的《生存的哲學》裏有這樣一段話：“死是人無法避免的事件。古往今來，許多哲學家確實把這一事件看成唯一至關重要的事件，在他們的思想中，死亡問題占據了中心位置，在某些人看來，如果哲學不能幫助自己與可怕的不可避免的死亡達成和解的話，它至少可以幫助自己去了解死亡，因此，他們對死亡問題進行反思。”719
十分有意思的是，正像敘述老舍之死的口述曆史有許許多多個版本一樣，關於老舍到底是在何種心境下投湖自盡，以及老舍之死具有怎樣的思想意義，也因各人不同的因素而不盡相同。到目前為止，大致上仍有三種說法：一是抗爭說，二是絕望說，三是脆弱說。持抗爭說觀點的人是把老舍之死與屈原投江相提並論，將他的死賦予相當高的意義，認為代表了兩千年中國傳統文人“士可殺不可辱”的氣節，是“文革”這頁黑暗曆史上最具英雄主義氣概的抗爭行為之一。他們認為老舍性情剛烈，正直的品行使他對林彪、康生等毀滅文化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他要用死來表明自身的潔白和對汙濁世界的蔑視，與屈原一樣“蘇世獨立，橫而不流”，720舍身取義。
絕望說指出，當時老舍在解放後的處境其實非常尷尬。首先，“老舍在被尊為‘人民藝術家’之後在配合各個時期政治任務表現出很高遵命文學的政治熱情時，他作為大作家的自由寫作就受到了限製。”721而老舍在藝術上的感受力是極其準確敏銳的，他對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評價。他那樣拚命創作很可能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掙紮。進入60年代，老舍寫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力不從心了呢？還有，共產黨對老舍這樣知名的無黨派人士一向采取兩種策略，一是給官，二是安排。即給他們一些沒有實際權力但又在場麵上忙得沒有自己業餘時間的名譽性職位。郭沫若、茅盾無不為此煩惱。老舍也是如此，大會小會，各項規定號召都要他表態，他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靜下心來將自己調整到一個良好的創作狀態，但又無從抱怨。表麵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聯主席，與當時張恨水等一批作家大不相同，能夠拿到國家俸祿，衣食無憂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時已是個飽經社會風雨洗禮的老人了，他一天天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過是用來裝點門麵的。為了給一個晚輩找份差事，他親自跑到文藝口好多機關尋求幫助，但行政體製並不買他的帳，實權的掌握者並不因為他寫了《茶館》就給他麵子。722還有一點，老舍向以“文牛”自譽，他的自由自在是因為天天能寫一點，到一點也寫不出的時節，他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他就失去了自己，自由與閑在受著時間的煎熬。當然，這些內心痛苦並不足以使他下決心離開人世。直到“八二三”“紅衛兵”衝進北京市文聯對他進行當眾侮辱和毒打，在孔廟進行“焚書坑儒”，老舍的絕望才達到頂點。用現在時髦的話說，他失去了精神家園，這個世界已無可留戀。那麼一個愛體麵懂幽默，總是力爭上進的老舍終於疲憊而絕望地走上他為筆下許多好人安排設計的出路。
認為老舍是因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擊而自殺的人，幾乎都是被曆次政治運動折騰苦了，至少經曆過“反右”的人。因為，若是命運浮沉，人情冷暖經得多了，對自殺這種行為本身便產生置疑：生命的尊嚴和價值與所承受的痛苦本來就是對等的。老舍在國共談判期間便為共產黨做了許多事，1950年從美國回來也是受周恩來的力邀。有了這層關係，他在政治生命上一直一帆風順，723人人尊敬他，到處捧著他，等待他的總是鮮花和笑臉。突然，陰錯陽差地，老舍被辱罵聲包圍了，而且是那些個還不懂事的孩子，竟在政治鼓噪麵前，將人性退給獸性，野蠻地毒打他，把他安身立命引以為榮的創作不容辯解地汙為罪名。鄧拓自殺了，他和周恩來失去了聯係。724到處是狂熱的喧囂，紅色海洋咆哮著將他的自尊和信心擊得粉碎。此時他產生了輕生的念頭是非常自然的。他脆弱得沒有承受住命運的打擊。
海外對老舍之死的研究比國內要早，1967年3月，老舍去世9個月之後，日本作家水上勉寫了有名的散文《蟋蟀葫蘆》進行悼念。1970年，日本作家井上靖又寫了回憶散文《壺》。7251978年，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到中國，在對老舍之死做了“詳細調查”以後，以《老舍之死》為題，在日本的《新潮周刊》上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老舍被迫害致死的詳情。726正如巴金在寫於1979年的《懷念老舍同誌》一文中所說：“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同誌的悲劇的死亡，他們似乎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為老舍同誌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裏也沒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雖然到今天我還沒有弄明白，老舍同誌的結局是自殺還是被殺，是含恨投湖還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壺全，他把最好的東西留下來了。”727
研究老舍之死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位：美國學者比爾沃勒認為：“就像祁天佑一樣，老舍被錯誤地指控為叛徒，這對他是極大的羞辱；又像天佑一樣，老舍的世界毀滅了，當時沒有別的出路。盡管老舍批評中國人重視麵子，但他也許正是在丟了麵子，也沒有別的選擇，隻能結束自己的生命。”“老舍為什麼要自殺呢？是因為屈辱使他丟失了傳統的自尊，還是因為自殺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一個受到不公正待遇者向當局控訴的形式呢？或者，是因為他老了，感到疲倦了，因孤獨、孤立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了呢？在我看來，這些因素是互相關聯的。”728
法國學者保爾巴迪分析老舍的死因有兩方麵，一方麵是政治原因：“第一，他被指控是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同謀……彭是在6月3日被宣布免職的。僅兩個月後這位家就死了。……對老舍的第二個指控是明確的，作為《北京文藝》的主編，他被認為對出版雖有爭論的劇本《海瑞罷官》負有責任。”另一方麵是文化心理：“一是北京的傳統劇完全銷聲匿跡，而從童年始，老舍就非常喜歡京劇……另一個使他怨恨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北京城的大肆破壞，老舍是極愛這古都的，不僅因為這是他的出生地，更因為他的不能離開這個城市與這個城市的市民，以及它美麗的曆史景觀……紅衛兵對文化遺跡的破壞也許對一個自認有感傷主義的人是一個致命的打擊。”729
蘇聯漢學家熱霍洛夫采夫和謝曼諾夫認為：老舍之死是因為他早在30年代《貓城記》裏，就對文化大革命有所預見，因而受到了極左勢力的懲罰。730
1978年3月，日本作家開高健在《文藝春秋》上發表了《玉碎》一文，在悼念老舍的同時，竭力歌頌了老舍自殺所表現出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與精神。7311984年，巴金在寫給蘇叔陽的信，後作為話劇《老舍之死》劇作的代序中，也明確表示：“關於老舍同誌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殺抗爭。……不過這抗爭隻是消極抵抗，並不是‘勇敢的行為’（這裏沒有勇敢的問題），但是當時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受過‘士可殺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老舍同誌可能有幻滅，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後的心情是悲壯的。沒有結論。那個時候也不會做出什麼結論。”732此時的巴金，已經明顯感覺到，老舍之死在抗爭意味背後具有的複雜性，即不能隻單單把自殺歸為“勇敢的行為”。他特別強調“這裏沒有勇敢的問題”。因為這個“有骨氣”的行為，也包含著“幻滅”、“痛苦”、“疑惑”等等許多無法說清的因素。我推測，這是巴金對他在幾年前寫的《懷念老舍同誌》一文中，對1966年7月10日他和老舍在人民大會堂最後一次見麵時老舍所說的“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733、“我是一個正派人”、“正直的人”，734做出的更深一層的理解。
然而，盡管巴金以為老舍之死“沒有結論”，但他的話，常被在抽去了複雜性之後被引用，作為老舍自殺是以死抗爭的基調確定下來。像李潤新即在稍後結論性地指出，“用自殺抗爭”是對老舍自殺原因和性質最公正、最科學的評價和概括，因為它最符合老舍的人品和文德。注腳便是老舍筆下描寫過的十來個自殺的人物：《貓城記》裏抱著“良心大於生命”信條自殺的大贏；話劇《張自忠》為國捐軀的王得勝；《火葬》中不甘被俘自焚而亡的石隊長；《四世同堂》裏為洗清恥辱投河自盡的祁天佑；話劇《茶館》裏“因抗議沈處長霸占茶館上吊而自殺”的王掌櫃等。735及至舒乙寫作散文《父親最後的兩天》，也是認為：“父親的死，是場悲劇，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壯氣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條件下，有著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拋出了一串大小的問號，和一串更大的驚歎號，好像是告誡人們：你們錯啦，錯啦！”736
宋永毅在《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一書中，分析“老舍之死”時，認為中國傳統文人的生命價值觀是濫觴於以老莊和孔孟各為代表的兩套涇渭分明的生命觀念。老莊哲學是“保身”的哲學，即《老子》“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強梁者不得其死”，及《莊子》“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的“曲則全”的生命觀。而傳統儒家強調“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即《論語》的“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和《孟子》的“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這也就是中國古代文人所表現的昭示出氣節與風骨的士的精神。
宋永毅進而將彰顯出氣節和風骨的死亡模式劃為三種：第一，陸遊式的死：抗禦外侮、戰死疆場。第二，海瑞式的死：身逢昏君、直諫至死；麵對強橫，“士可殺不可辱”。第三，屈原式的死：國亡亂世，自殺殉道，以示抗議。也就是《離騷》中說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737這自然都可以看作是“儒家以名而求不朽的生死智慧”對後世的影響，“對名的崇尚和追求，作為一種重要的價值取向，被深深地烙印在廣大士子，乃至其他社會階層和個人的靈魂深處，成為行為的動力和原則。”“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李清照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自刎在烏江邊上，就是欽佩他為保全一世英名，而不敗歸故裏，在父老麵前容顏掃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台。”--約會海邊，等候戀人的尾聲，為守誠信之名，海水漲潮，不肯離去，抱柱而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荊軻明知刺秦絕無生還可能，卻大義凜然，慷慨悲歌而去，也是為了俠士的忠勇剛烈之名節；“大王今遭敗，賤妾何聊生。”--為保持操守貞節，虞姬在四麵楚歌中，先項羽拔劍自刎。以上種種，都是“寧可站著生，決不跪著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袁陽認為：“名對人的價值意義，顯然遠遠超過了肉體生命的價值意義，肉體不死隻是暫時的，而名的流傳卻是長遠的。為了成全名節，人們可以慷慨赴死，這是人們在名與生之間選擇時的決然態度，也是一種生死決斷時的極端狀況，而在通常情況下，當不朽之名與現實榮譽相結合時，更是激勵和驅動廣大士子為之夢想和奮鬥不已。”738
老舍是這樣嗎？季羨林肯定也是願意讓老舍“與屈原同例”。我想，他在散文《我記憶中的老舍先生》裏也正是基於此而詩意地寫到：“兩千多年前，屈原自沉於汨羅江。他行吟澤畔，心裏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類似之處吧，他想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他又想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但季羨林隨之又有深遂的追問：“難道老舍先生也這樣想過嗎？這樣的問題，有誰能答複我呢？恐怕到了地球末日也沒有人能答複了。”另外，季羨林還以屈原“天問”的方式，替老舍提出了設問：“他不是為了熱愛自己的祖國母親，才毅然曆盡艱辛回來的嗎？是今天祖國母親無法庇護自己那遠方歸來的遊子了呢？還是不願意庇護了呢？”他猜想，老舍是決不會後悔回到祖國的。“但是，他確實有一些問題難以理解，他隻有橫下一條心，一死了之。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又有誰能夠理解呢？”739
另外，在老舍逝世20周年時專門寫了《八月驕陽》以示紀念的汪曾祺，同樣認為：“老舍的死是悲壯的，在當時的情況下，老舍有兩個選擇：一是司馬遷之路，忍辱負重；二是屈原之路。老舍先生選擇了屈原的道路，用生命給我們不夠民主的製度敲了一記警鍾。”740不難看出，汪曾祺也是更願意把老舍之死理想化，並把老舍當成一個殉道的聖者。不過，比較起來，我還是覺得他發出的疑問來得更深沉而凝重。事隔20年，在來讀他的這段話，也未覺過時：“我覺得到現在為止，對老舍先生的悲劇性深思得不夠。一個專寫勞動人民，歌頌共產黨的作家，在舊社會闖蕩了大半輩子，卻死在了新中國，這不值得深思？”741
也許作家白樺正是從這個角度看的，他和老舍有過接觸，認為老舍“在五六十年代的自我感覺過於好了！似乎他是唯一受到信任的作家，對青年作家經常持訓誡態度，百分之百的權威立場。這一切和後來的投湖是一致的！即使投湖，他並沒有覺醒，更多的是委屈，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悲劇。屈原沉江是‘聖者’，老舍沉湖就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滑稽了！”742
在此順便提一下，關於老舍如何對待青年作家，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浩然與白樺有著相同的記憶，認為老舍對青年作家幾乎沒有什麼關心。浩然曾要出版一本集《北京街頭》，給老舍寫信，希望能寫個序。老舍回信說工作忙，顧不上。“青年作家都有這感覺，老舍對我們這些工農兵作家不太熱情。……說他架子大。林斤瀾下鄉采訪，回來向他彙報，他都不耐煩。”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