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像鄧友梅，他就覺得老舍“對年輕的作家沒有架子，特別對文聯有點文學熱情的，他很熱心。”744而且，在50年代初，除去公務，老舍十分愛攬“閑事”。解放初期，不光寫舊的作家生活困難，國畫家的日子也不好過。齊白石的一幅中堂展銷時連四十元都賣不出去。有位畫家揭不開鍋，裱畫師傅知道老舍愛畫，出於同情，拿了幾幅畫去找他，希望他能買下來。老舍掏出幾十塊錢給了人家，說：“這點小意思拿去請他先墊補一下，畫我不敢留，藝術是無價的，我哪能隨便留人家畫？”事後對市文聯說，國畫家也是團結的對象，得替他們想想辦法。在他的倡議下，成立了“北京市新國畫研究會”，組織大家學畫和寫生，幫助解決生活困難。當時正重新整修天安門，他又以文聯的名義向有關領導人請求，把天安門內部宮燈、隔扇的繪畫工作，為國畫家們包了下來，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總在胡同裏碰見兩個算命的盲人，見他們生活沒著落，非常同情。他就向市文化局和文聯反映，解放以後，人們不迷信了，算命瞎子也就沒生意了。而他們大多都能彈會唱，把他們組織起來，教他們為新中國唱歌，既能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又擴大了宣傳隊伍，不是一舉兩得嗎？這事該文聯、文化局管吧？在他的倡議和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第一個“盲藝人學習班”。他們下鄉下廠，演唱歌頌新中國的節目很受歡迎，還整理了一批傳統的曲藝段子，成為一個出色的殘疾人演出隊！745
汪曾祺也有這樣的“記憶”：“老舍先生不是那種慣說模棱兩可、含糊其詞、溫吞水一樣的官話的人。我在市文聯幾年，始終感到領導我們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們的關係是前輩與後輩的關係，不是上下級的關係。老舍先生這樣‘作家領導’的作風在市文聯留下很好的影響，大家都平等相處，開誠布公，說話很少顧忌，都有點書生氣、書卷氣。”汪曾祺還意味深長地特別強調，老舍的“這種領導風格，正是我們今天很多文化單位的領導所缺少的。”746
這不禁給人們留下疑問，到底哪個是真實的老舍？還是哪個都是真實的老舍？還是回過頭再來看我所采訪的作家、學者對老舍之死的不同認識。王蒙認為，如果說老舍自殺是骨氣的表現，這個邏輯可以成立，那很多挨過打，受過更多侮辱的人，卻活了下來，我們能不能說他們就缺少骨氣呢？他還是覺得老舍因為一輩子都沒有受過那樣的侮辱，所以他無法咽下這口氣，無法忍耐，無法忍辱負重。肯定是一種不可理解的絕望。747
邵燕祥認為，老舍之死“雖然客觀上有抗爭的意味，但他不可能去考慮自己的死有哪些社會意義，死首先是要毀滅自己。”748
錢理群堅持認為，老舍的死是帶有偶然性的。因為如果是以死抗爭，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了，他已經下定決定去死了。“我覺得從個性來說，老舍也不是這樣。他不是那種剛烈的、寧折不彎的，他還是……外圓內方型的。”他不是要以死抗爭什麼，而是已感到無路可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保持住最後的一個點，不能再讓了，我的妥協、遷就、讓步已經到終點了。這一步無論如何跨不過去了。”749
嚴家炎則認為老舍投湖，激憤是主要的，悲觀絕望也有些。在一定意義上，激憤也是骨氣的一種體現。但他不認為老舍自殺“是出於對整個政權表示一刀兩斷。他對‘文革’是無法理解，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是如此，無法理解。開頭還真是誠心誠意要跟著，盡可能讓自己慢慢理解它的意義。他反抗的對象我認為僅是批鬥他的那些人，說不上對政權的否定，如果這樣說，我覺得提得太高了。”750
看來，如果說抗戰時期的老舍具有陸遊式的血性，相對容易，也幾乎沒有任何疑義。因為，彼時彼地，他確實像陸遊一樣，在外侮麵前能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在許多文章裏留下了擲地有聲、鏗鏘有力的豪言壯語：“生的意誌頑抗著一切的困難，生或死全憑今日的掙紮，沒工夫去顧慮什麼。生命的第一句口號是勇往直前，不管不顧的向前衝殺是它的最原始而最聰明的戰略。”751“個人的生死有什麼關係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濺在沙場上，一方麵去退敵救國，一方麵使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兒還有什麼更好的事業呢！？”752“隻有那舍不得命的人哪，/藏在家中！……今天你若是怕犧牲啊，/國破家亡！”753“遇到非戰不可的時候，到戰場上去死是人人的責任。”754“出來吧，藝術家們！……大時代不許你們‘悠然見南山’，得殺上前去啊！”755“在抗戰的今日，凡是為抗戰舍掉自己的性命的，便是延續了國家的生命。”756“凡是要救世的都須忘了自己，喪掉了自己的生命。”757“我們多少多少英勇的男兒已把血流在戰場上，但是我知道他們是死而無怨的，因為他們一向就以舍身報國為誌願與光榮，他們死在戰地正是了卻生平的心願，而且激動了別個男兒的雄心壯誌。”758老舍寫的很多抗戰詩歌，也都明顯表現出寧為玉碎的血性與舍身成仁的氣節操守：“我為誰扛槍，/我為誰吃糧？/還不是為保衛百姓，/我才舍身上戰場？！”759“命可舍，/頭可碎，/要保住偉大中國。”760“為國盡忠死，/千年留美名。”761
然而，若把“文革”伊始的老舍之死，僅單向地定性為“與屈原同例”，並由此給老舍之死蓋棺定論，就沒那麼容易了。其實，對於兩千多年前的屈原投江，也並非隻有一種解釋。我一向覺得，屈原是屈原，老舍是老舍，一切自殺者的生存還是毀滅，各有各自複雜的原因，相同點也許隻在都是以自殺的方式來主動終結自我生命的物理時間。其他則不好同日而語。相比較而言，倒是作為老舍至交好友的冰心說得非常質樸、實在，她把“抗爭”、“絕望”與“脆弱”三種因素合在了一起。她認為，以她對老舍的了解，老舍是有可能選擇自殺的。當他聽說老舍自殺而死，一點沒覺得奇怪。“因為他這個人脾氣很硬。我總覺得他一定會跳水死，他的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這個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歡迎時，聽的全是稱讚的話，他也慣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他的脾氣跟人不一樣，他受不了一點委屈。還有，那時候誇他的人也多，出來沒有一個人說他不好。他這人又很樂觀，平常什麼玩貓呀，什麼種花啦，他很隨便的。忽然有人對他那樣的批鬥，他是受不了的。他覺得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地方。”762
而同樣因被批鬥自殺過，後卻被救活的蕭乾，首先以為，在“文革”那樣的災難歲月，自殺和他殺是同義語，被逼得自盡的，與他殺已沒有區別。另外，他以自己為例說明，意欲選擇自殺，頭腦是清醒的，但對是否要以此舉體現“士可殺不可辱”的氣節操守，“不可能這麼明確，主要是絕望。當我看到家給砸爛了，搜集多年的歐洲版畫一股腦兒被扯個粉碎，……先求個人解脫了再說。”763
以蕭乾的分析，“像我還是經過些鬥爭風浪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成死老虎了，都受不了這個辱。何況老舍，在解放後那麼順，又是‘人民藝術家’，跟周總理關係那麼好，哪受得了這個。”蕭乾清楚地記得，從1951年到1954年的每個五一節，到天安門遊行的文藝大軍，隊伍前麵一直是老舍和曹禺。另外，斯諾曾在60年代寫成的《大河彼岸》一書中提到，他來華時在宴會上碰到老舍，並打聽蕭乾的近況。老舍回答說：“蕭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勞動著，他對寫作已毫無興趣。”764並堅持說，中國作家協會隻有極少數會員被遣送到農場勞動。蕭乾分析，不管老舍這麼說，是否在替官方表態，至少從表麵上看，“像他這樣政治一直風順的肯定經不住‘文革’這一戧。”蕭乾以為，鄧拓也是這樣。“傅雷多少不同，他是個純書生。而老舍和鄧拓不是。”765
但不管怎樣，我很讚同楊義所說：“自殺是一種抗議，沉默地活下來也是一種抗議。活下來抗議，看到最後的結果，這也是一種生命的頑強的東西。”766
巴金正是如此，麵對靈與肉的雙重摧殘與折磨，他好幾次都想自殺。“但是想到今後家裏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動於衷。想了幾次我終於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親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讓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裏摔倒就在能力站起來。’我還癡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麵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767
回到老舍，還有一點十分重要，他曾加入過基督教，應當清楚中世紀基督教的歐洲，是視自殺為禁忌與有罪的。不僅自殺者的屍體不允許埋在教會附近的“聖地”，還要接受法律製裁，甚至拖屍示眾，財產充公。這與在“文革”中，將自殺者視為“自絕於人民”的“畏罪自殺”並無二致。換言之，“文革”時期的中國，這種對待自殺者的態度無疑是中世紀歐洲那種習俗的現代版本，即決定人瞬間生死的權利在“上帝”手裏，在“上帝”行使權利之前，要是有誰選擇自我了斷，那對上帝來說多丟麵子。所以，在對自殺者做出政治結論之後，抄家，甚至株連個把親友，也就不在話下了。另外，這裏麵當然還有另一層叔本華所說的言外之意，“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自殺的行為便是對這種“高調”的反動。768自殺也就成了有罪的。
由此反觀，正像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那些對這一黑暗的宗教製度進行無情抨擊的思想家一樣，老舍之死似乎具有了反叛與啟蒙的雙重意味。孟德斯鳩說：“我覺得這種法律是很不公道的。我受到痛苦、貧困、蔑視等沉重的壓迫的時候，為什麼別人不讓我結束我的苦難，而殘忍地剝奪了我自己手中的救藥？……上天給我生命，這是一種恩惠；所以，生命已經不成其為恩惠時，我可以將他退還：因既不存，果亦當廢。”葛德文進一步明確指出：“結束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是我們許多天賦能力之一。所以，正如其他各種能力一樣，也是道德規範的對象……從殉道一詞的本身含義上看，殉道者就是自殺者。這就更反映出研究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們的死乃是一種抗議。”費爾巴哈在論及自殺時說：“人的這種最後意誌--借助於它。人自願地拋棄生命，拒絕一切--隻是追求幸福的願望的最後表現。因為自殺者所以希望死，不是因為死是一種禍害，而是因為死是禍害與不幸的終結。他希望死，並選擇與追求幸福相矛盾的死，隻是因為死是唯一的（雖然隻在他的觀念裏是唯一的）良藥。可以治療已經存在的或隻是帶威脅性的，難以忍受和忍耐的，與他的追求幸福不相符合的那些矛盾。”769
魯迅在寫於30年代的《論“人言可畏”》一文中談到自己對自殺的態度時鄭重指出：“我是不讚成自殺，自己也不預備自殺的。但我的不預備自殺，不是不屑，確是因為不能。凡是誰自殺了，現在總是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嗬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很不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所藐視的那麼輕而易舉的。尚有誰以為容易麼，那麼，你試試看！”770魯迅認為：“責別人自殺者，一麵責人，一麵正也應該向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挑戰進攻。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有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凶而已。”771
蘇叔陽的話劇《太平湖》上演以後，1988年3月19日《文藝報》發表竇曉紅的文章《〈太平湖〉的遺憾》，認為蘇劇除了於是之“用他的靈魂和他的形體塑造了一位老舍先生”，是失敗之作，原因在於沒有寫出老舍的“死之必然”：“因為老舍之死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民族的悲劇。而目前劇作的解釋，把他的死寫成是對他麵臨的運動的逃避：‘我死了，看你們還鬥誰去？！’也許這是對老舍之死的一種最淺薄、最不足取的解釋了。”章羅生隨後於1988年4月撰文《老舍之死--中國知識分子曆史悲劇的縮影》，認為“劇作不但沒有把老舍之死‘寫成是對他麵臨的運動的逃避，’而且寫出了他的‘死之必然，’即老舍之死不僅是他個人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是中國知識分子曆史悲劇的一個縮影。……劇作還揭示出：老舍之死是對黑暗、愚昧的封建勢力的抗爭，是對國人的警醒，是他畢生探索的改造國民性主題的深化。”772
老舍與王國維死之比較
迪爾凱姆在其《自殺論》裏，從社會學角度將自殺分為三種類型：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和動亂型自殺。其中利己型自殺，是由於人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為逃避個人的危機或推卸個人的責任而自殺，是一種失去生活勇氣的自殺；利他型自殺，是個體為團體、主義“舍生取義”的死，這種自殺又分為義務利他型、自由利他型和強烈利他型三種；動亂型自殺，是由於社會發生變動，秩序混亂，價值失落時，人們的行為缺乏規範，困惑、痛苦、絕望而自殺。773
顏翔林在《死亡美學》中指出：“自殺是維護人的生存尊嚴的一種殘酷的手段，也是主體內在精神勇氣的強烈釋放，它可能是趨向抗爭不幸命運的一種目的，也可能是生存環境逼迫就範的無可選擇的行為。自殺對於崇高的心靈而言，它又可能是理想的人格實現的一種生存方式，是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道德氣節的折射，也可能是一種理想破滅、信仰迷失、生存價值跌落所招致的無可奈何的結果。”774
他把迪爾凱姆的三種自殺類型，簡約而明確地分為勇敢性自殺和怯懦性自殺，也即積極性自殺和消極性自殺兩種。他認為，在一般意義上，隻有勇者才能執行自殺。屈原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個以自殺作為生命的終極價值實現的詩人，他在《離騷》中歌詠自殺，讚美自殺，把自殺視為一種追求理想反抗現實的勇敢的精神實踐的形式。而詩人自己也正如其藝術文本裏所描述的，“顏色憔悴，形容槁枯，行吟澤畔。”在綿綿幽思的孤獨心境裏自沉汨羅，以自殺表露憂民愛國、不徙故土的深厚情感，實現了生命的最高目的。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