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翔林同時指出，在某種意義上，自殺又不全然是勇敢者的意誌和行為，盡管就自殺這一自我強暴終止生命的形式而言，它可以貼上“勇敢”的標簽，然而從某些自殺者的動機、目的以及主客觀原因來審視，在分析各自的心態、行為以及藝術文本的具體描繪，我們就會發現某些自殺者心理是怯懦的，迫於無可奈何的情境而以膽小恐懼的畏死形象來自殺。他引用了康德對此問題的深思：“自殺是以勇敢為前提還是全部以沮喪為前提，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隻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如果他幹這事僅僅是為了避免不名譽地活著，即出於憤怒而自殺，那麼他就顯得是勇敢的；但如果是由於忍受那慢慢耗盡一切忍耐力的悲傷時失去了耐心，那麼這就是一種沮喪了。當一個人不再能繼續熱愛生命時，正視著死亡而不害怕死亡，這顯得是一種英雄主義。但如果他即使害怕死亡，卻總是不能終止去熱愛任何一種條件下的生命，從而必先由畏怯而產生一種心靈的紛亂，這樣才跨出自殺這一步，那麼他是因怯懦而死的。”776
戚真赫富有真知灼見而又流暢嚴謹的學術論文《終結與開啟：王國維之死及其意義探究》，帶給我深刻的啟迪，我忽然覺得，雖然都是投水而死，但比起遠古的屈原，近現代的老舍之死與王國維之死更具有可比性。而且，若要在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史裏隻找出兩例因自殺而引起的巨大的反響、持久的探討和爭議，以及在思想史上具有深遠重大的影響，也非王國維與老舍之死莫屬。
第一，在自殺方式上，都是“與屈原同例”。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魚藻軒，終年50歲。老舍是1966年8月24日（一說25日），於太平湖投水自盡，享年67歲。兩者相隔39年。
第二，兩人都死得很平靜，“是一種理智性的自殺，而非病態的表現。”777據王國維的學生和親友回憶，自殺前幾日，他在與人談話時，雖流露出對時局的悲觀，但神態與行為並未有異於常日，“沒有絲毫激烈變異的表現。”778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斂，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如等不能難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按：指陳寅恪及吳宓二先生），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致餓死也。”從王國維臨死前一日即已草就此遺書，自殺當天上午還與人談及下學期招生的事，“神色無異，足見其態度之從容與死誌之堅決，而遺書則寥寥數語，不為任何修飾解說之辭，其品格風度可想。”779
而據老舍的家人回憶，他在離開家前往太平湖之前，也是平靜地與小孫女告別，衣著整齊，拄著拐杖，手裏拿著《毛主席詩詞》，看不出有任何異常。
第三，“王國維自沉後，對其死因的探討一直眾說紛紜，聚訟不已。”已經形成的較為經典的版本主要有四個：一般的晚清遺老和羅振玉等人的“殉清”、“屍諫”說；以民國圈學者為主的“悲觀哀時說”，也即是恐懼北伐軍將進軍至北京所致；許多反對“殉清”說的人猜測的“羅振玉逼債說”；以梁啟超、陳寅恪、浦江清為主要代表的“殉文化說”。780還有的人把王國維之死歸於共產黨對文人的迫害。781
葉嘉瑩則持“性格與時代悲劇說”。她認為，“知”與“情”兼勝的性格，一方麵成就了王國維的學術造詣，同時，這種理智與感情相矛盾的性格，在現實生活中，卻造成了他終生的悲苦，更成為他最後自殺的一個重要因素。王國維“憂鬱悲觀”的天性，使他在追究人生終極問題時，深感人世間除了充滿生存意誌的欲望以外，罪惡與痛苦是“全然沒有救贖之望的。”最後陷於“人生全無救贖的絕望之感。”這可能是造成他自殺的潛在因素。而影響王國維治學途徑的轉變及造成自殺的另一重大因素在於，在那樣一個混亂的時代與複雜的環境中，王國維“一意所追求之個人的理想，既與各方麵全然不能相屬，且全然不為任何一方所諒，遂終於自陷於孤絕而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殺來維護其理想中之最後一點清白。”782
簡言之，撇開可能的諸多原因，不論是與羅振玉交惡，還是要以身殉清，王國維最後投昆明湖這一舉，無疑是性格與時代環境使然。老舍也是如此，正像以前已經分析過的，不論事先有什麼錯綜複雜的原因，事後把他的死之類型，無論是歸於“抗爭”，“絕望”，還是“脆弱”，投入太平湖完全是老舍內在的精神性格與外在的“文革”時代環境造成的。
第四，像在王國維死後，對其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說法一樣，對於老舍之死同樣是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立場、態度，作出不同的猜測或推論，兩者呈現出完全一致的“羅生門”模式--一個男人身負刀傷死在森林中，為了要查明這一案件，詢問了好幾個有關人物，每個人都各有其不同的供述，而每一種供述則又都並不完全可信，那便因為每個有關人物都莫不想要為自己的卑鄙做掩飾，為自己的虛榮做辯護的原故。葉嘉瑩認為王國維之死之所以形成如此紛紜歧義的說法，是由於“各種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別有用心的人們，便不惜各自矯枉其辭，既為自己做辯護，並借之以攻訐他人。而另外一些與靜安先生較為接近的人，則也因為有鑒於當時政治環境之複雜，不欲有所牽涉，隨有意避開重點不談，而但發一些含混隱約之說。至於其他的一些人們則隻有人雲亦雲的隨別人的說法而妄加猜測了。以靜安先生之清白自持，不願有絲毫玷汙的品格和操守，而竟於身後被別人以世俗政黨之私見而妄加誣枉和猜測，這實在乃是極可痛心的一件事。”783
老舍沒有留下任何遺言性質的隻言片語，至少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關於是否留了遺言的蛛絲馬跡，關於他的死因更是留下了文學想象及將其死亡進行藝術審美的空間，隻有消失了的太平湖靜靜地接納了曆史記憶的一切。老舍之死像王國維之死一樣，成了一個永遠無法完全解開的謎，是一塊評說不盡的“無字碑”。但我想至少有一點是無庸質疑的，老舍之投太平湖，正如王國維之投昆明湖，皆因“自陷於孤絕而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殺來維護其”人格“之最後一點清白。”他的死也一如王國維，“乃是性格與時代所造成的一幕極可悼惜的悲劇。”784
第五，從王國維留下的遺書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對於“世變”與“再辱”，也是有多種解釋。“世變”而非“事變”，說明並非是某一單一的、‘細微的“事變”，而是一係列的時局動蕩和社會政治變遷而形成的“世變”；“再辱”意為在此之前，曾有過“受辱”，忍了一次、兩次，還是多次，誰也解釋不清楚。總是，“經過了幾十年的人事變故、社會動蕩、世事變遷，對王國維來說，再在這樣的‘世’中生活下去即是一種屈辱；進一步而言，‘義無再辱’，對王國維‘全而粹’的人格而言，這種動蕩中的活著--在世--就是一種侮辱，在‘世’中，王國維從未找到和達到其理想的生存態，而由‘事變’所引致的‘世變’，對他來說更是一種侮辱。”785
其實對老舍而言，何嚐不是如此。如果還有理由認為，對於王國維來說，即使沒有“世變”，他也可能會自殺，因為“在本題意義上對生存的絕望是深潛於王國維精神世界的固有傾向[這一點即使在清王朝未曾滅亡而社會局勢相對穩定的時期，從王國維詩詞與文章中也可以感知到其對於生存根本意義上的悲觀與絕望……]而因為世變，更加加重了其絕望，加速了其自殺。”786而對於老舍來說，如果沒有“文革”的“事變”，亦是“世變”，會不會自殺呢？從老舍在1935年為《櫻海集》寫的序看，此時不僅還沒有抗戰的“世變”，更談不上“文革”的“世變”，但他依然悲觀地感到：“這兩件事--不能去專心寫作，與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來；願意幹的事不準幹，應當活著的人反倒死。”787不過，從老舍的許多文章也都能夠感到，他確實時有悲觀，卻從來並不厭世。因此，假使他沒有“經此”“文革”“世變”，也非像王國維一樣，是受了“再辱”，他可能不會選擇自殺。當然，這隻是一廂情願的推論。因為，當此“文革”“世變”，即便老舍沒有親身經曆和遭受被批鬥、侮辱、毆打、摧殘的命運，但其對文化的毀滅，他也有理由和可能會視為奇恥大辱，而覺“隻欠一死”，義無返顧地走向另一個世界。如果這樣，就完全是“殉道”了。
第六，王國維在民國以後留著辮子，與老舍在新中國成立後還穿洋裝，是否都暗示著“堅守自己原有的理念、信念而對現實世界的拒絕”788呢？據王國維親友回憶，王夫人曾對王國維說：“都到了這個時候了，還留它做什麼？”王國維對曰：“正是到了這個時候了，還剪它做什麼？”--有人解釋為王國維為人與處世的“以不變應萬變”，也有人理解為“學問以外無餘事，一動不如一靜”，或認為是“其一種政治理想之寄托。”789如此，留辮子倒可以為王國維之死是“殉清說”提供注腳了，因為“對於王國維這樣一個讀曆史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切的體驗的曆史學家而言，中國漫長的文明史上易代之際的遺民情結不能不與其所處的曆史境遇，與其狷介的性情與人格有著潛在的契合，則王國維的‘辮子’也正如其歸附遜清一樣，是其人格、情操、信念的表達。”790老舍在新中國滿眼都是列寧裝與中山裝的世界，很長一段時間堅持西服革履，頭戴禮貌，手拄文明棍（他也是腰腿不好），甘當和敢當異數，是否也傳達著某種信息--我歌頌共產黨，熱愛新社會，我愛戴領袖毛主席。但我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我有我的信念、人格和操守；既然我在美國穿慣了洋裝，為什麼回國以後就馬上要改過來？我把心都交給了共產黨，穿西裝又有何不可？西裝就能代表資產階級？這也是個謎。
其實，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一直不太願意隻在表麵把老舍之死與屈原並提。因為王國維“殉清說”的代表人物楊鍾羲和陳守謙，也是把王國維之死與屈原等同。與王國維同為南書房行走的楊鍾羲說：“昔季路問事鬼神，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死非寄路所難，莫難於知之明，處之當。公自以起諸生，為近臣，被殊遇，主辱臣死，殺身成仁，盡知死之義。”陳守謙是王國維幼時結交的好友，他拿王國維比屈原，認為：“君以纏綿忠愛之忱，眷懷君國之念，……卒以一死以自明，其誌可敬，亦可哀已。”791可見，如果由於老舍自殺前手裏果真拿著本印刷的《毛主席詩詞》也好，老舍親手抄寫的毛主席詩詞也罷，就把他比作“行吟澤畔”的屈子，並把他的死定論為“舍生取義”，還有是有濃烈的“忠君愛國”的意味。一如戚真赫所分析的王國維與屈原的相同之處，“並不僅僅在於殉一個君主，或一種文化，而更在於‘殉道’，在於其死的道義內涵、人格力量以至其中的價值、意義，這也是二者留給後人無盡的感慨與思考之處。”792
如果說王國維之死還具有相當的“古典性與現代性的多義與含混”，793那老舍之死則更接近於是一個現代文人的自殺，所求的是對“生存根本困境的徹底解脫。他的自殺表達的是生存本體上的絕望，潛在了其對人類困境的現代意義的覺知。”794
的確，一個人自殺是多方麵的原因造成的。正像加繆所說：“隱痛是深藏於人的內心深處的，正是應該在人的內心深處去探尋自殺。”795迪爾凱姆認為，自殺與其說是一個人的行動，還不如說是一個正在瓦解的社會和動蕩的文化的反應，這種社會反常、文化混亂、價值衝突剝奪了個體重要的社會支持，從而削弱了他們生存下去的能力和意誌，造成自殺。796王國維和老舍的自殺，莫不如此。
因此，我以為，戚真赫對王國維之死的分析同樣適於老舍，即“是個體、社會、時代和文化等因素的糾結、交錯與悖論、衝突所構成的合力，”797將老舍推向了死亡。也因此，王國維和老舍之死所具有的象征意義，都超過了死亡事件本身，對他們自殺事件的探討，“同樣是一種曆史、文化及其轉型的象征。”798他們的存在及對死亡的選擇，都“不僅暴露了其自身理念、信念與人格的矛盾，更暴露了曆史與文化轉型期中國文化與思潮、理念在走向現代化與現代性的過程中的艱難與困境，其本身所伴隨的多重矛盾，同時也是意義與價值的多重取向。”799對老舍之死而言，還更多了一層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意義的啟示。
加繆說：“自殺的行動是在內心中默默醞釀著的，猶如醞釀一部偉大的作品。”800無論王國維的自殺，還是老舍的自殺，內在與外在的原因都是複雜的，而且可能是永遠說不清，除了曆史的黑洞，沒誰能提供一個標準答案出來。但綜觀他們一生的學術生涯與文學創造的生命曆程，以及深邃的精神文化世界，不難發現，無論對王國維，還是對老舍，自殺，都是他們在深思熟慮中“默默醞釀的偉大作品。”同時，也把這作品的思想意義，留給了“無言”的曆史，留給了“有聲”的後人。“無言”的曆史無法呈現曆史的答案；而“有聲”的後人解釋的曆史也不可能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