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王蒙認為的，若把老舍解放後的全部作品和活動做純文學或純藝術的考察是一件相當膚淺的事情。因為這個結論很好下，無須研究人員，什麼人都可以輕易得出。老舍典型地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和革命、共和國、共產黨的關係的曆程。826
老舍的內心是清醒的，他在寫於1962年的《生活與讀書》一文中，總結建國後所寫的諸多作品，“沒有一本出色的。”為什麼以如此飽滿的政治熱情，“興高采烈，不斷地勞動，”而“寫不出優秀的作品呢？首先是對勞動人民的生活知道的不多，認識的不深，而又急於寫作。於是，就不能不東拚西湊，把作品拚湊出來。這不會成為好作品。”他努力從自身找毛病，“即在以寫作熱情代替了生活經驗的積累，寫的多，可都不結實。”“其次，檢查十幾年來我寫過的東西，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政治性不強。……我隻能說一些人雲亦雲的道理，沒有深遠的社會主義的體會與見解。這樣的作品隻能是一些社會現象的膚淺說明，看不到社會主義的真諦。……結果，寫出來的至好是與當前的政策大致相合，而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深識遠見；有時候甚至庸俗化了社會主義！……深入生活，多讀書，可以矯正我的毛病。”827意味深長的是，幾乎正此時，老舍繼續“故意”犯著“政治性不強”的“大毛病”，偷偷地寫著與當前的政策不合的家族《正紅旗下》。
這說明老舍的內心同時也是矛盾的。他的痛楚在於，他似乎總能清醒地意識到，政治的老舍和藝術的老舍始終在他的精神世界進行著一場角力。1962年3月，老舍在“廣州會議”上，能說出“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盜女娼。”令許多人瞠目結舌、難以接受的話。8281962年底，還是在一次會議上，他又“自覺自願”地說“蘇聯現在也不行了，革命靠我們了。”829即便是到了1966年春，一方麵，為配合政治，老舍以老弱的病體，到北京順義和密雲的農村公社“深入”體驗生活，為寫好一個快板《陳各莊上養豬多》，竟那麼詳細地記錄下陳各莊大隊的養豬資料830；創作了話劇《在紅旗下》，“高聲歌頌社會主義新事物”。831另一方麵，幾乎與此同時，卻在與英國人斯圖爾特格爾德和羅瑪格爾德的談話中，道出了真實的內心感受，發人深思。
我雖然同情革命，但我還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並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對不理解的東西是無法寫出有價值的東西的。……
當年參加“五四”運動時，毛澤東並不是共產黨人，他也不可能是。當時，中國沒有人知道共產主義。但對毛澤東和我們大家來說，當時的狀況已經發展到讓人無法忍受了。革命開始喚起了大眾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他們被外國列強踢進了苦難深淵。……
革命的第一階段是愛國主義。第二階段是愛國主義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反動派的勝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發生的事情，連沒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現在，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重點是改變思維方法，而不是改變生活條件了。
我能理解為什麼毛澤東希望摧毀舊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無法描寫這一鬥爭。我也無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學生一樣思維或感受世界，他們是用馬克思主義看待世界的。
你們大概覺得我是一個六十九歲的資產階級老人，一方麵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麵又總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們這些老人不必再為我們的行為道歉，我們能做的就是解釋一下我們為什麼會這樣，為那些尋找自己未來的青年人揚手送行。我們把描寫新社會的任務也移交給青年一代，他們可以根據他們的經驗改造社會。832
從此中能夠判斷，老舍在“文革”初起階段，就對“文革”流露出些許“擔心”是肯定的。833但正像蘇叔陽指出的：“老舍先生還不是一個自覺的、清醒的思想家。我從他的全部作品和表現來看，老舍先生還沒有達到舒乙所說的那種高屋建瓴的思想家的水平。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是追求崇高境界的一個知識分子。”834有意思的是，蘇叔陽在1986年寫話劇《太平湖》的幾個月，“是他學習和認識老舍先生的過程，我不斷認識到他的偉大，覺得他是一位尚未被我們充分認識的思想家。”835
不過，如果簡單把抗戰時期的老舍與建國後的老舍在政治上做個比較，就會發現，如果說50年代初剛回到北京的老舍，與抗戰時期還有相同之處的話，很快，兩者的分野就出現了。很明顯的區別是，前者始終是“言由心生”，而後者常常是“言不由衷”。因為，抗戰時期“是老舍一生中精神最舒暢的時期。他怕得罪人，但卻不怕得罪中華民族的敵人。愛國的立場使他如魚得水，在自己人當中他不會因愛國而獲罪於人；對於侵略者和公開的漢奸，他不怕得罪他們。像老舍這樣一個從下層窮苦人家出身的人，是不怕勞苦的，隻要別人能夠信任自己，多幹點事兒對於他是無上的光榮。也就是說，這時的生活是艱苦的，但在精神上確實輕鬆的。”836
然而，“在5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他順應了一切，形式上的地位也紅紅火火。”了以後，他的內心“從未有過真正的平靜。對被迫害者，他有一種愧疚感，不論他在私下如何向他們表示好感，但他到底是立於他們的對立麵，而這並非出於他的本意；對於那些鬥人英雄，他是懷著內心的畏懼的，他知道一旦當他也成為他們鬥爭的對象，他的命運就是非常悲慘的了。”換言之，他很清楚，自己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人民藝術家”的榮譽也沒有使他成為“給他榮譽的人的‘自己人’。”“他之受寵全在於他現在對現實政權的擁護態度和在文化界的帶頭作用，一旦失去這些，一旦處於被審查和被鬥爭的地位，他的命運不會比俞平伯、馮雪峰、丁玲、艾青這些人更好。”837
修改舊作：是“敷衍”還是“真誠”？
老舍在1945年的《我怎樣寫〈駱駝祥子〉》一文裏就表示過，“我對已發表過的作品是不願再加修改的。”838但在40年代末到60年代這20年的時間裏，他還是對自己的再版作品動過三次比較大的外科手術。
第一次是1948年--1949年，老舍時在美國，由他和趙家壁合資辦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文學叢書”，再版《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貓城記》等寫於二三十年代的時，老舍分別對《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做了刪改，並未做任何修改說明。
第二次是50年代初。1951年和1953年，晨光出版公司的《駱駝祥子》校訂本和《離婚》修訂重排版的第七版，老舍做了較大的刪改。但對所有這些刪改，老舍隻在1952年為修訂重版《離婚》而寫的“新序”中做過這樣一個簡單說明：“在寫此書時，北京還是‘北平’，現在念起來，怪不順嘴，乃改為北京，不管和曆史相合與否。”
第三次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1955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修訂本《駱駝祥子》，老舍做了較大的修改。他在《後記》中說：“此書已出過好幾版。現在重印，刪去寫不大潔淨的語言和枝冗的敘述。”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老舍短篇選》，老舍對所收《黑白李》、《斷魂槍》、《犧牲》、《上任》、《柳屯的》、《善人》、《馬褲先生》、《微神》、《柳家大院》、《老字號》、《月牙兒》、《且說屋裏》、《不成問題的問題》等13篇，都做了一些刪改。但老舍在《後記》中隻是輕描淡寫地說明：“在文字上，像北平之類的名詞都原封不動，以免顛倒曆史。除了太不幹淨的地方略事刪改，字句大致上未加增減，以保持原來的風格。有些北京土話很難改動，就加上了簡單的注釋。”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離婚》時，老舍做了更多的刪改，卻隻注明“作者校訂略做刪改。”839
事實上，確如宋永毅所說，“在解放以後老舍為他舊作所寫的序、跋中可以看到，老舍不斷真誠而又複雜地檢討著自己，並不斷自謙地‘貶其少作’。”840把它們稱為“古董”，以為其好處在於“能看出昨天的缺欠或錯誤，正好鞭策自己努力學習，要求進步。”841下麵僅以《駱駝祥子》為例來說明老舍刪改舊作的精神心態。也許想法再簡單不過，既然舊《駱駝祥子》沒能“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麼去創作”842，卻完全可以“按照毛主席所指示”修改出一部新《駱駝祥子》。
所以，從這點來看，老舍與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式的修改，還不能算是一回事。《青年近衛軍》寫青年們自發組織起來打擊德寇，受到斯大林的嚴厲批評以後，法捷耶夫昧著良心，修改成黨組織如何領導青年們在德占區同德寇戰鬥。他懂得文學為何物，知道這麼一改就不成樣子。可又必須執行違背文學規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斯大林對作家的指控，但又不敢不信。他的內心極為痛苦，借酒澆愁，以至終日離不開酒。斯大林去世後，他一度振奮過，給赫魯曉夫等人寫過幾封信，想改善黨對文學的領導，卻不被理睬。他在極度絕望之下，開槍自殺了。843不過，沒有過法捷耶夫式修改體驗的老舍，在斯大林去世以後，自然也無從感受法捷耶夫式的“振奮”。相反，他還在《化悲痛為力量》一文中，表達著心裏的“萬分悲痛。”--“我們和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需要偉大的導師斯大林和需要陽光一樣，可是他已經與我們永別了！……這偉大親切的名字永遠是我們心中的紅旗，引領我們走向勝利！……用斯大林導師給我們的教育武裝起我們每個人來吧，我們必會勝利！……斯大林這光輝偉大的名字永垂不朽！”844
有趣的是，《駱駝祥子》最早版本修改的始作俑者，並非老舍本人。1945年，《駱駝祥子》在紐約譯成英文出版。“譯筆不錯，但將末段刪去，把悲劇的下場改為大團圓，以便迎合美國讀者的心理。譯本的結局是祥子與小福子都沒有死，而是由祥子把小福子從白房子中搶出來，皆大歡喜。”但這種刪改，譯者並未事先征得老舍的同意，等他到美國時，《駱駝祥子》已成為暢銷書，“就無法再照原文改正了。”845
1950年8月20日老舍在發表於《人民日報》上的《〈老舍選集〉自序》中“自我檢討”，當時寫《駱駝祥子》，“到底還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檢查老爺的虎威。我隻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說出：‘體麵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著人家送了多少回殯；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裏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這幾句在節錄本中，隨著被刪去的一大段刪去。）我管他叫‘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其實正是責備我自己不敢明言他為什麼不造反。在‘祥子’剛發表後，就有工人質問我：‘祥子若是那樣的死去，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無言以對。”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