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老舍在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中的角色：
老舍1950年回國以後，眼見人們的現實生活比解放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這一切全都歸功於共產黨的領導，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寫作才華去配合各個時期的政治任務，特別是在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以後，更是在政治熱情的無形驅使下寫了許多遵命的文字。共產黨是窮人的黨，他自己又是窮苦人出身，他覺得天生與共產黨是相融的。他絕對相信黨，所以對於五十年代黨所發動的政治運動，他是由衷地擁護，並且教導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學道路，一定不要脫離火熱的鬥爭生活。
關於老舍解放後積極參加諸如批胡風、“反右”等一係列政治鬥爭，大體上有兩種看法，一為真誠說，二為敷衍說。
持真誠說者，大都以為老舍是個大作家，不大懂政治，隻是單純地憑了飽滿的政治熱情，響應黨的號召，唯恐自己思想落後，跟不上形勢。因此，不論批胡風，還是“反右”，甚至到“文革”，他都是抱著積極參與的初衷投入的，發言、表態也都是誠懇的。
而持敷衍說者，則覺得老舍是個很場麵的人，回國時已年屆半百，經曆的滄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頭小夥子一樣稀裏糊塗地被政治迷魂湯灌醉，憑著一時衝動就揮拳出手。他寫完《龍須溝》以後，被樹為文藝界的樣板，這實際上是把他釘在了一個十字架上。他經常陷於一種尷尬無奈的境地，什麼都要他表態，要他以“人民藝術家”的姿態進行宣傳。他無法擺脫這些，何況政府對他很厚，不僅有經濟待遇，而且還有自由選擇職業的空間，難怪梅娘說過：“老舍被政府養起來了。”867但老舍事事洞明人情練達，他深知上麵派給他場麵上迎來送往的差使，隻是些口吐八股的應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的寫作獨立性和與政治的緊密關係之間盡量周旋和敷衍，使出渾身解數以求獲得一定的生存空間。所以他在批鬥會上的發言、表態，絕不是有種文人慣常使的落井下石刺刀見血的大批判，而是一種走過場的應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風範。
無論“真誠說”，還是“敷衍說”，我以為都是源於言說者根據自身的閱世經驗，得出的帶有相對主觀的判斷和推測。季羨林在他的《牛棚雜憶》中，剖析過他在經曆曆次政治運動時的心態，這或許能多少為老舍提供某種寫照：先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汙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嚐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可是後麵跟著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批判武訓，批《〈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批判胡適，再加上肅反等等，馬不停蹄，應接不暇。到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潮。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中，日子過得並不愉快。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讚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於參加批判會，……忙於閱讀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裏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雲：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並沒有產生懷疑。”到了登峰造極的“文革”，季羨林“被抄家，被打，被罵，被批鬥，被關進了牛棚，差一點連命都賠上。”但他在劫後餘生之後，“卻有了另一個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能親自嚐一嚐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了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麼樣子。那將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868
老舍沒能像季羨林那樣幸運地活到曆經劫難再痛定思痛，而是在“文革”伊始便殞命太平湖，這對研究他的生命曆程，特別是研究他的死，無疑是最大的遺憾。不過，畢竟“我們的曆史知識永遠不會完備，永遠有事物尚待發現，它們可以改變我們對往昔的認識。”869而同時，“我們對過去的事情的相互關係、對它們相應的重要性、對它們的意義的看法，都因現實的瞬息萬變而不斷變化。”870
據資料證實，僅在50年代，老舍就幾乎身臨其境地參加了文藝界所有的政治鬥爭：從批判俞平伯的“學術錯誤”開始，到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再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丁、陳反黨集團”，批判章伯釗、羅隆基、徐燕蓀、吳祖光、趙少侯、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等人的右派言論。無論是否自覺自願，在有關的批判會上，作為與會者的老舍，須“痛斥”批判對象，表達自己與“黨和人民一致”的堅定立場；有時，還須以一位文藝界的代表、具有某項領導者的身份，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措辭激烈的批判文章。關紀新認為，“這些‘批判’，往往是硬在表達著一些老舍認識之上和生性之中所沒有的東西。然而，他的社會身份鉗製著他，別無選擇。”871
這也正如列文森指出的：“無論共產黨與古代秦朝反儒家的法家，可能存在著什麼樣的密切聯係，現代的知識分子都明顯地具有後儒家時期知識分子的特征，無論在價值取向上，還是在所擔當的社會角色方麵都有舊文人不同。在中國曆史上不存在任何固定不變的知識分子團體。確實，共產黨，把他的思想觀念強加給了知識分子，但他所以具有這種強加的力量，這又與知識分子有著直接的原因。……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特別的軟弱無力。……他們不是中國社會中的一種不變的因素，他們在新中國的命運隻有國家的命令來決定。……知識分子並不是生活於這個政權之外，要麼抵製它，要麼服從它，二者必居其一。”872
不過，列文森說得太絕對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意識形態，有很多人是采取一種抵製中有服從，又在服從中有抵製的曲線救國的策略做法，這當然要付出精神的代價。
1953年9月，在北京召開中國文藝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同時，召開了中國文學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正式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並召開了第一次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選舉茅盾擔任主席，被選為副主席的有：周揚、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馮雪峰、邵荃麟，並組成主席團。873老舍沒有理由不“服從”。而且，這種“服從”是“真誠”的，看不出半點“敷衍”。以老舍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為例，他對憲法草案上所規定的“言論與出版的自由”是由衷地感到高興。解放前，“我們的嘴被堵住，我們的筆被迫而放下來，我們連閑談的時候都得防備著隔牆有耳！我們往往因為寫了一封信而被囚禁起來。我們之中有不少人受過毒刑，甚至喪掉生命！那時候的圖書審查製度……不僅剝奪了我們的出版自由，而且汙辱了文藝！”874但當他漸漸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因言論而獲罪。他難免內心也流露出抵製的情緒。比如，對於諸多的招待會、紀念會、歡迎會、歡送會等等，老舍明確提出來，應妥為安排。因為，他常常聽三次同一內容的傳達報告，至少耽誤兩個半天的寫作時間。也常同時接到同時開會的三四份通知，都寫著“務請參加”，鬧得手足無措。這時候的老舍，已經開始在“大”的歌頌，為自己提點“小”的要求和意見：“給我們充裕的時間去學習，去體驗生活，去安心寫作。”875
解放後的老舍，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以一種知恩圖報的心情不知疲倦地創作著。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他想的是如何報答人民對他的信任。“政治熱情就是那股力量。”“隻有寫出好的劇本來，我才對得起人民給我的光榮。”876
事實上，從老舍在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不難發現，老舍早在1954年，就對當時文藝界在批判俞平伯的運動中產生的一些問題，敏銳感覺到了。但他隻是既犀利又不失溫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舊日衙門裏那種信任誰、懷疑誰的態度不應存在於我們的團體裏、事業裏。……以《文藝報》說，應使大家熱愛它，而不應使大家怕它。……批評這個武器若隻拿在一部分人手裏，他們便會專製。……幹部工作太多的應適當減少。身兼數職，便高高在上，點頭搖頭，自謂掌握原則，實則丟失了原則。原則不會脫離實際工作而憑空存在。我相信發言的不是單純地揭發別人的錯誤，而是願意自己在這次鬥爭中學習。”877這些話在當時說來，是很有分量的。
據中國作協前秘書長張僖回憶，在中國作協從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那段時間，“許多事情並不像後來有些人回憶的那樣簡單，似乎隻有幾位領導在台上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對丁陳抱有同情，而默不做聲。無論是什麼原因，無論是出於什麼動機，我所見到的事實是，在現場的許多領導、許多名人、許多作家，在會場上都是同仇敵愾，像高喊：‘馮雪峰站起來！’‘丁玲站起來！’還有一些人喊著更激烈的口號。他們不是被人指派的，他們有的或是想當眾表示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擊，或是想讓領導看看，或是迫於當時環境的壓力，或是出於真心，或是被領導的威望所蒙蔽--有一點是客觀存在的，場麵非常激昂！這就是當時的曆史環境、政治環境和輿論環境。”878遺憾的是，張僖為了給眾多人民心目中的“尊者”和“賢者”隱諱，把當時曆史場景的許多細節“春秋”掉了。
不過，他的“隻言片語”還是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曆史場景。比如，“正因為這樣無助，丁玲和馮雪峰才會有那樣難以名狀的悲痛，甚至他們自己都以為自己犯了錯誤，隻不過不是故事的罷了。那會場真是一個‘場’，到了那裏，無論是什麼樣的心態，在那個‘場’裏，人們的心都被一種無法抗拒的東西牢牢掌握了。”879再“比如，丁玲到底是怎麼到的延安？在大家心裏也成了疑團。事實是這樣的：丁玲從上海到延安主要是由馮雪峰和張天翼營救的，具體安排的是張天翼（張當時是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二廳上尉文書）。但在那種空氣下，沒有人站出來澄清這個細節。”880
當時的真實情形是，“我們經常談到某些人左，某些人右，根據我在作協多年工作的體會是，所謂左和右，除了每個人的思想方法和人品之外，決定的常常是政治因素，是周圍的環境造成的，是當時形勢發展所決定的。陸定一同誌經常感慨地說：文藝是政治的晴雨表。……我很同意他的說法，這個情況在作協機關反應得尤為強烈--上麵感冒，作協一定就會打噴嚏。有些人在作協的政治運動中忽左忽右，就像溫度計上的水銀柱。我感到人就像一個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木偶。”881
遺憾的是，老舍也不能例外。雖然季羨林以老舍最後的投湖來說明，老舍“是決不會汙蔑別人的，他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他也不會去跳太平湖。”“如果說知識分子互相揭發，那怪不了知識分子，這賬也不能記在知識分子頭上，他們是被迫。”882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並沒有我們所想得那般單純、簡單。
以批胡風為例，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的名義，與副主席張季純、曹禺聯名發表文章，擁護“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聲明說，《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使我們更深刻地認清了胡風的反革命罪行。……胡風的反革命麵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陰險和令人不能容忍！我們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開除他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消他所擔任的一切職務！我們要求大張旗鼓地把鬥爭進行到底，徹底搞清胡風的政治背景。”883
如果說這僅僅是一般的不得不“服從”的政治表態，那老舍寫的《看穿了胡風的心》，就並非簡單的表態文章了。首先，在與胡風交往的二十年時間裏，他對作為老朋友的胡風就已經有“心地褊狹，目空一切”的印象。在看了舒蕪發表的“胡風信劄”，才知道胡風是要“用鐵筋皮鞭”毒打黨內的作家和進步作家們，殺人不見血！他認為，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沒人會有如此心腸。老舍從那些信劄，還看出來胡風“是要鎮壓革命，去作文壇的暴君！”他有“一顆極端狂暴狠毒的心。”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