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1986年，吳祖光追憶起老舍當初對他的批判，竟與受批判的胡風懷著一樣的心情，感覺當時：“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內心是痛苦的。”903而且，有意思的是，他那時就能“從老舍過去少見到的疾言厲色又夾雜他慣有的幽默諷刺中，卻又感到一些異常的溫暖。”904
事實上，老舍對許多被批鬥者，都有過令他們難忘的在批判過後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頭銜並未剝奪，被召回北京參見第三次文代會。在會場上，遇到許多熟人，她巴望著哪怕有一個人過來能跟她說一句話，可是沒有。這時，與她素無深交的老舍，卻當著眾人的麵，主動走過來跟她握手，大聲問：怎麼樣？還好吧！被北京市文聯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鄧友梅，下放後有次回京，偶然遇到老舍。老舍抓住他的手，看個不停，最後歎著氣勉勵說：還年輕，還年輕，好好幹吧！吳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後，老舍見到新鳳霞，鼓勵她勇敢麵對生活，要多給給祖光寫信。他對不大識字的新鳳霞說：“寫信也是學文化，像作文一樣，一天寫一篇，讓祖光看了高興。”一次，老舍逛舊貨攤，買回來一幅齊白石的畫，回到家才發現，畫軸簽條上有吳祖光的名字，他動情地說：這可是祖光的心愛之物啊！他下去以後，家裏恐怕有點繩床瓦灶的景況了，將來他若活著回來，我能把畫兒親手還給他，該多好！後來，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親的吳祖光，了了這樁親手還畫的心願。吳祖光感動得熱淚盈眶。而老舍卻說：“對不起你的是，我沒有能力把你家賣掉的畫全買回來還你。”905
再比如，都已經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康生、江青開始“圍剿”陽翰笙寫的《北國江南》。而老舍此時應邀到安徽訪問，他在看了批判《北國江南》的文章後，還接二連三地給陽翰笙寫信。“他在信裏隻字不提報紙上的批判，也沒有一句安慰的話，隻談他在安徽的行蹤，……此外，就是要我保重身體。有一封信寫得很長，詳細敘述了他觀山玩景時的舒暢心情。”陽翰笙自然能從字裏行間，“看出他的內心的不平，看出他對我的處境和健康的關心。他那些信的弦外之音，是在安慰我，鼓勵我。”這種“危難之中見交情”，讓陽翰笙感動非常，他以為這“表現了老舍的為人，表現了他一貫的正義感，對邪惡、淫威、暴虐的蔑視和無畏。”906
不過，我覺得，單拿老舍在批判過後對吳祖光的這份關心來說，更多的可能還來自內心深處的一份愧疚。因為，老舍再清楚不過地知道，他在《自由和作家》裏所提倡的作協“沒有權力幹涉作家的自由”，與他所批判的吳祖光的“右派”言論，在那些貨真價實的批判者眼裏，是一丘之貉。隻不過，他比吳祖光幸運，暫時躲過了“反右”。而一旦僥幸過關，他又露出了他的本“真”：“有人戲稱他為‘北京土地爺’。他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夫、舊警察等舊社會的‘下等人’，開懷暢飲，親密無間，宛如親朋舊友，誰也感覺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學士。”“能做到這一步的，並世作家中沒有第二人。907”更何況是對待自己的朋友。所以，老舍對胡風，對吳祖光，都是如此。但當他自己掙紮著熬到了“文革”，遭受了比他所批判過的人們更殘酷的批判，甚至侮辱、毆打的命運時，他絕望了。
這也正像王富仁所深刻分析的，老舍這種“重人情、講禮儀”的“本質”與他作為“底層出身的滿族人”密切相關。但他認為老舍的重人情、講禮儀是出於“自衛性質”。“他希望自由，不願把人裹在重重禮儀的外表之中，但他不願加害於人，更不願意別人加害自己。他是自抑的，寧願委屈自己，也不願傷害別人，因而他處處考慮對方的心理，以對方所樂意的方式對人。這種自抑性格使他把委屈留在自己的心裏，永遠有一種忍辱負重的感覺。沒有這種性格，一個像老舍這樣窮苦人家的孩子，無法在中國的社會中生存，更無法得到周圍人的同情和幫助。”908
嚴家炎則用“外圓內方”來解釋老舍這樣的為人和行為。他表麵上很隨和，待人也很親切。但又有極強的自尊，即有他剛烈的一麵。當在“文革”中無法忍受種種的折磨和侮辱，那種深入骨髓的“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觀念引導他走向絕路。909
許紀霖在探索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時，專門指出有一種“外圓內方”的類型：“現實是如此的恐怖，統治者是如此的殘忍，人們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沒有顧慮，或為生命，或為家庭，或為事業，超越生死畢竟是罕見品質，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謂要求太高。於是近代許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識分子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逐漸形成了‘外圓內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鋒芒畢露，義無返顧，而是有張有弛，掌握分寸。……這些知識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問題上可以委婉圓滑，有所妥協，而在事關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則立場上卻毫不含糊，旗幟鮮明。……‘外圓內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處世藝術，它是近代獨立人格在東方專製國度裏可喜而又可悲的變形。它維護了人格的獨立，……也多少損傷了自由的尊嚴，……‘外圓內方’者的內心是分裂的，他們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將雙重的性格自覺地在現實中加以彌合。為了維護個體的生存和人格的獨立，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無法理喻的精神犧牲和無從體味的靈魂煎熬。”910
我以為，這樣的解釋用在老舍身上相對來說，是合適的。因為老舍對別人的批判，並非完全沒有攻擊性，並非沒有給別人造成過傷害。縱使有胡風、吳祖光理解、體諒老舍批判時的心境，但對當時已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從維熙來說，記憶就沒那麼“異常的溫暖”了，而是“聽了很難過”。911他清楚地記得，他當年在《長春》月刊發表的《並不愉快的故事》，“不過是揭露農村生活的真實一隅，卻首先被長春市文學界聲討，視為一株‘大毒草’。此篇聲討文章被《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轉載，我尊敬的前輩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舉，老人為後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範。但為了尊重1957年曆史真跡，請原諒我寫上了這一筆。）”912
老舍的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看一看這些人的創作實踐，不是就很清楚嗎：劉紹棠的《田野落霞》，把農民、黨員、幹部寫得無可再醜；從維熙的《並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動農民鬧事，反對農業合作化。難道能說他們腦子裏沒有什麼思想支配嗎？我看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思想作怪的結果。……《田野落霞》和《並不愉快的故事》能給人們什麼教育呢？隻能教育人們去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這不是很清楚的事嗎！”913這番“上綱上線”的話，的確令從維熙和劉紹棠這兩位剛在文學上起步的年輕作家深感痛心。
如果說，從維熙感到的是絕對的委屈，受了冤枉，除此之外，劉紹棠還有可能感到，老舍是在借批判來“報複”他。事出有因，周揚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做報告時，第一次提到中國有四位語言大師--巴金、茅盾、曹禺、老舍。年輕作家劉紹棠在會後表示不服，“俏皮”地表示，其中隻有三位可以“當選”，“意思是老舍不夠資格。”這話傳到老舍耳朵裏，老舍自然極為不悅。914從老舍寫的幾篇涉及批判劉紹棠的文章或發言來看，裏麵明顯流露出不快意的情緒。但即便是《勖青年作家--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劉紹棠大會上的發言》，老舍的批判也遠非火藥味十足。看得出來，他克製著，始終沒有指名道姓，主要還是勸勉：“青年發表糟粕也可能是不好的是事，假若這叫青年變得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什麼地方都擺不下他，最好隻好排在右派分子的隊伍裏！……我願鼓舞你們，你們可不該以才子自居，一個以才子自居的也許會使十個青年墮落腐化，不但毀了自己，還連累了別人。”915
被打成“右派”之前的劉紹棠稱得上是少年得誌，被譽為才子、神童，並以才子自居，難免露出一些年輕人的張狂。無論是否故意，反正是在言語上冒犯了老舍。而老舍在劉紹棠被劃成“右派”之後，專門寫過一篇《論才子》。因文中沒有點名，所以隻能推測有可能是針對劉紹棠，至少是針對劉紹棠那類“自我擴張”，“狂妄之至”的青年作家，有感而發的。文章雖不乏火氣，卻還是以規勸為主。“今日的‘才子’而不肯謙虛為懷，勤自鞭策，過幾年便恐怕非掉隊不可了。”“所謂‘才子’者，必是顧影自憐，個人主義者。他要的是絕對自由，抗拒的是領導。”此處顯出老舍的矛盾，因為他剛剛在幾個月前寫的《自由和作家》裏，提出的也就是要寫作的“絕對自由”。而他在此處，又對要“遺世獨立，與眾不同”的“才子”提出質疑：“一個‘才子’而以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便是委屈，受束縛，還成其為作家嗎？放下人類最崇高的理想的社會主義，而去胡思亂想，且美其名曰獨立思考，我看哪，這分明是胡塗思考！”
老舍強調，個人的力量，首先應提到的就是政治熱情。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建設社會主義。一個既熱愛社會主義的作家，也就不能不熱愛共產黨，聽從黨的領導。當愛護作家，作家愛黨，這是水乳交融的關係，而不是“奉命寫作”與勉強交卷的關係。若說作家自有個人的力量，與黨無關，那便是“自我擴張”，狂妄之至，必定碰壁。他們寫作是為了個人名利，他們所要寫的是個人主義的勝利。這點力量發泄不出來，所以他們怨氣衝天。他們越來越看不上新社會的一切，越來越領導耽誤了天才，一來一去，或成為有右派情緒的作家，或幹脆成為右派分子。916
而且，老舍對“才子”真有點“宜將乘勇追窮寇”的勁頭。到了1958年2月，老舍還在對“才子”問題“耿耿於懷”。他的《答某青年》一文，仍然肝火很盛，無法掩飾內心的激動：“要知道你以才子自居，隻是裝模作樣，自欺欺人。……請你看看右派青年作家吧！他們比你強，他們發表過作品。可是他們一自居天才，便狂傲起來，也就開始墮落。他們所以自居為才子的原因之一，也是有那麼幾個青年亂捧他們，把他們捧得頭昏腦脹，飄飄欲仙。結果，他們就日漸腐化，成了右派分子。”917
所以，麵對老舍同一時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老舍，哪個才是真實的老舍。也許兩者都是？用許紀霖的話說就是，“外圓內方”的老舍的內心是“分裂”的，以此為例，老舍在1957年1月寫的《自由和作家》這篇至少流露出“右派情緒”的文章裏，還提出作協“沒有權力幹涉作家的自由”。918“反右”以後，他又馬上反複表示，“右派分子反對文學事業應當有領導。他們要的是‘創作自由’，‘出版自由’與一切的‘自由’，包括亂搞男女關係，提倡文人無行，海闊天空，胡作非為。……有人質問，他們會說：文學之事，才子之筆，不受領導；有領導，無創作。……他們寧肯虛此一生，也絕對不肯‘奉命創作’，為人民服務。”919到了9月，他已經在《論才子》這篇文章裏，顯露出極高的政治覺悟了。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他再次完成了由“抵製”到絕對“服從”的轉變，他在《論才子》的最後一段提出，領導與作家之間應構建一種和諧的關係：“有政治熱情，熱愛社會主義，肯去深入工農，又有高度的文藝表現能力，我們就有了力量。這個力量是為幹什麼的呢？是為勝任愉快地接受黨的領導，通過反映社會主義現實的作品，去加強集體的力量，從而使社會主義建設得更快更好。我想，這應該是領導與作家之間的最愉快而親切的關係。”920對於老舍說出這番話，沒有任何理由說他是“敷衍”的表態，他難道不是在“真誠”地批評一些文學現象和文學現狀嗎？但同樣的真誠，“反右”前後的區別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