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老舍一樣，1949年以後，郭沫若被委以重任，身兼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等要職。但與老舍不一樣的是，從這些職務可以看出來，有些是正職，實職，且有相當的權力。即便如此，那個寫就了中國現代浪漫主義開山之作《女神》的“狂飆詩人”，開始無條件地與他所崇拜的政治領袖保持一致。比如，在對俞平伯的《紅樓夢辨》進行大批判之初，當他看到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立即將毛澤東信中所批評的“大人物”與自己聯係起來，馬上在全國文聯主席團、作協主席團聯係會議上提出《三點建議》，表示要堅決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再如，1955年，當他到毛澤東對“胡風反黨集團”的批語以後，又立即在全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聯係擴大會議上明確表態：“胡風集團已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堅決要求“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還比如，當他讀到毛澤東對《武訓傳》的批評意見後，立刻公開檢討。難道他忘了曾幾何時自己說過讚揚武訓的話--“在吸吮別人的學養肥自己的舊社會裏麵，武訓的出現是一個奇跡。他以貧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著乞討，斂金興學，舍己為人，是很難得的。”在“雙百方針”的激勵和鼓動下，他也會敞開胸襟，像許多後來被打成“右派”的文人知識分子一樣，一時放膽，以忠言進諫：“國家建設急切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援，人民社會也急切需要文化糧食的供應。但由於政策執行上有了偏差，發生了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的傾向，影響了科學和文藝的發展。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由黨來闡明正確的方針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顧慮；這樣來促進科學和文藝的發展。”但當他見到毛澤東的《事情起了變化》一文，馬上就地旋轉，徹底否定自己，不僅開始批判文藝界的“自由”傾向，而且成為反右的積極分子。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據我的看法，文藝界的情況，實在不是民主不夠而是集中不夠，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紀律太少，不是個性不能發展而是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展個性的統一意誌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921
1957年，時任文化部長，並兼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茅盾，自然也不能幸免。8月3日，中國作協黨組召開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會議，無論“真誠”還是“敷衍”，茅盾做了《洗心革麵，過社會主義的關》的發言，批評丁玲為什麼不願意徹底坦白交代，回到黨的懷抱，並指責丁玲“今天的講話很不老實。她還在那裏打算用抵賴的方法混過關去。”922
我到現在漸漸明白，晚年周揚是要用整個身心的懺悔以求盡可能地來救贖自己的心靈。但他這種“亡羊補牢”式的精神懺悔，對於自己來說，經過痛定思痛，是把積壓日久的思想魔鬼釋放了出來，毋寧是一種療救的解脫。但對於已經給別的眾多心靈所造成的巨大傷害，這僅僅是，而且隻能道義上的。以丁玲和馮雪峰為例，1955年8月，對丁玲、陳企霞進行批判，並將其定性為“反黨小集團”，是在周揚主持的中國作協黨組會上決定的。1957年6月6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周揚又表示，丁陳“反黨小集團不能成立，”“55年的批判有偏差，鬥爭過火，對於丁玲這樣的老同誌，不應該這麼做。”但在40天之後的7月25日，中國作協繼續進行的黨組擴大會議上，周揚又重新肯定了1955年對丁陳所做出的批判結論，並進一步指責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一個對黨不忠的人。”923
從周揚來看，他如此反複無常，可能是源於難言之隱的苦衷所導致的無奈之舉，而這更可能是來自當時“夾縫中”的“鬥爭！”924不過，實在很難說，周揚是否一直等到自己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被關進秦城監獄以後，才“覺醒”的。換言之，當時在“文人周揚”身上是否還殘留著哪怕一絲未被那個“政治周揚”蠶食殆盡的悲憫性情。
人是複雜、多麵的，拿周揚來說，一方麵，他傷害過太多的人。這裏僅舉1959年對郭小川那篇從未發表過的詩歌《一個和八個》的批判：《一個和八個》是郭小川在1956年“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五六月間”完成的。寫完以後，“由於快樂，也由於對自己這個人的欣賞，我簡直狂熱了。”因為“這是一首真正用心寫的詩。”但因詩中的政治敏感因素難以把握，修改後雖經幾位名家、名編輯看過讚不絕口，但《收獲》雜誌還是決定不發表為好。1958年2月，周揚要到湖南，郭小川將詩作交他審閱，並附一信，說明了《收獲》的意見，自己倒沒覺得有那麼嚴重。周揚回來後，郭問他有什麼意見。周說隻看了一個頭兒。一個月後，郭又問周。周說夫人蘇靈揚看後，表示不讚成這個題材。郭這才感到或許是題材真的有問題，便不去管它。直到1959年6月，周揚將《一個和八個》直接交給作協黨組，要他們批判郭。難怪郭小川在1967年就認為，“周揚、劉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個和八個》詩稿在周揚那裏放了一年零四個月，當我給他們當馴服工具時，他一聲不吭的；當我跟他們鬧了別扭時，他就批下來叫作協黨組批判。我寫給劉白羽的信，也在劉的手中放了幾個月，後來才忽然拿出來批判。”925
另一方麵，周揚又確實在幾個難得的瞬間流露過“鐵麵判官”少有的溫情。陳登科就曾受到周揚的保護。他記得，“五七年，反右擴大化，我也險些兒被打下去。周揚同誌愛惜人才，知道這個情況後，立即給安徽省委文教書記陸學斌打電話說：‘陳登科是一個老實人，好人，他是黨一手培養起來的，對黨是沒有異心的。’由於這樣，才把我保護下來。周揚同誌在關鍵時刻是我的保護人。”“胡風分子”彭柏山也得到過周揚的關心：1960年，彭柏山流放青海師院當資料員，後來學校精簡人員，彭便寫信去中宣部求助，希望幫忙重新安排工作，周揚接到信後立即批轉。據沙汀日記透露，周揚也曾在私下裏對建國後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對作家創作造成的影響，表示過不滿。另據秦牧回憶，1962年，他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古巴，團長是周揚。他感覺周揚“雍容大度，沒有什麼架子，談起話來對人很親切。……在閑談中他向我提起了他的英年早逝的長子，竟然滴下了眼淚，後來我還見到他在激動時下淚好幾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情感豐富，具有真摯感情的人。雖然像他那麼一個曆經滄桑的人物，會那麼容易掉淚，是遠遠出我意料的。”926
在對待丁玲的態度上，當然絲毫看不到周揚的這一麵。一方麵，丁玲在遭到批判，並被定為“反黨集團”、“叛徒”和“右派分子”的蒙冤日子裏，她惶惑、震驚、恐懼、怨憤。一次，她竟當著一些黨內幹部的麵，放聲大哭：“我痛苦哪！我犯了什麼罪呀！”“做黨員怎麼那麼難哪！”可她隻能在心裏發出“天問”：“真的沒有一個人能尊重事實，沒有一個人能為丁玲說句公道話嗎？”另一方麵，她心裏十分清楚，“我的案子，當然是文藝界的一些人捏造出來的，彙報上去的，但不經上邊，也就是毛主席的‘禦筆’，他們打不倒我。”927
事實上，對1927年入黨，曾參加過長征，並在30年代擔任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在上饒集中營做過國民黨的監獄的資深革命作家馮雪峰，也是如此。1957年，馮雪峰被打成“右派”，開除出黨。8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的通欄篇幅是：馮雪峰是“三十年來一貫的反黨分子。”當年他看到這一宣判，悲憤得“想到過要毀滅自己。”928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正因為他“資深”，才覺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也還是因為“資深”，才覺得有資格對老舍那樣的愛國作家進行“粗暴的申斥”：“有一次馮雪峰同誌指著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評我的作品。”929試想，如果不是“反右”時有“批判”馮雪峰的機會，同樣“資深”的老舍這份委屈該向誰申訴呢？
不過，這裏也許埋藏著一個疑問：周揚是參與捏造丁玲罪名的大將，還是毛澤東“禦筆”驅譴的先鋒？同時，還有另一個謎團：除了難以預測的政治因素，周揚與丁玲和馮雪峰個人之間的積怨，是否也是重要原因呢？因為早在“左聯”時期，胡風、馮雪峰與周揚之間，由於“兩個口號”的論爭，馮雪峰按魯迅的意思起草了指責“四條漢子”的文章，積怨已久。建國後，周恩來安排馮雪峰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曾不情願地跟好友發牢騷，“看看中宣部那幾個人，叫我怎麼工作？！”當時，周揚正擔任中宣部副部長。而馮雪峰與丁玲的關係又非比尋常。930也許正是基於此，懺悔的晚年周揚，在1975年出獄之後，第一位拜望的就是馮雪峰。一見麵，他握著馮雪峰的手哭了，當麵致歉：“曆史證明你在對待魯迅的問題上是正確的，為人是正派的。”此時馮雪峰已患癌症晚期，生活十分困難。見此情形，周揚回家後，在尚未恢複工資的情況下，立即請夫人籌措數百元錢去周濟。自己的黨籍還沒有恢複，他又親自上書毛澤東，要求給馮雪峰恢複黨籍。當得知長期關押的胡風，獲釋後回京住院，他也是立即前往探視，當麵告訴胡風中央決定給他平反，同時真誠地表示：“反革命集團”一案，雖是中央決定的，“我們也有責任，”“文藝理論你是最深刻的。”931不管怎麼說，周揚或多或少地是已經在從文人恩怨的角度來反思其在政治鬥爭中的作用，這是難能可貴，也是催人警醒的。
如此看來，跟遠不止這些有著複雜到“後見之名”也難以說清的是非與恩怨滄桑的作家們比起來，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命運抉擇真可稱得上是嵇康式的異數了。陸鍵東所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時令洛陽紙貴，便是最好的明證。書中的這樣一個細節發人深思：當1953年11月，一位“使者”懷揣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信，興致勃勃地南下廣州，勸說陳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時，這位使者絕不會想到陳寅恪竟會有如此的魏晉風骨。他居然提出了擔任所長的兩個觸犯天條的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毛澤東--筆者注）或劉公（劉少奇--筆者注）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便是當時學界暗地裏流傳的“陳寅恪公然提出不學馬列”說法的由來。陳寅恪“不能先存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的態度非常明確：“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曆二十餘年而不變。”932
隨後不久，63歲的陳寅恪口述了那篇今天看來堪稱絕響長文《對科學院的答複》：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的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政治，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是這樣。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