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陳寅恪斷然將自己通往北京的大門關閉了。不僅如此，滯留廣州不肯“北歸”的陳寅恪，繼續著他的“另類”抉擇。1954年11月，中山大學舉行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大型討論座談會，中文係和曆史係的全部全授都出席了，唯獨陳寅恪缺席。這也許不能單單歸於陳序經在嶺南大學時給陳寅恪“賜封”的“尚方寶劍”--陳寅恪可以不參加除上課外的任何活動。934因為1957年“反右”開始前他令時人難以理解的“另類清醒”就很能說明問題，1957年5月10日《光明日報》有這樣一段描述：
“這幾天的報紙，真個是大鳴大放，大概知名的學者、教授無不發表了言論，就是懶於發言的知識分子黨員也被記者將了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已經深深地激起了全國知識分子無限的關懷。怎麼，當代著名的曆史學家陳寅恪教授還未發表他的見解呢？
我問過一位記者，他告訴我，這幾年陳先生在廣東很少發表意見。他不喜歡應酬，也不常接待外人。誰若問他對百家爭鳴有什麼意見，他隻淡然地讓你去看看他的門聯，不輕易發言。這使我很納悶，為什麼當代一家學者，獨默默而不鳴？”935
可是，當1958年，麵對中山大學連續兩輪的大字報批判，在“反右”這位在“1957年那場風暴中冷眼看花開花落的極少數清醒者”936的陳寅恪，憤然上書校長，表示：一，堅決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學校。陸鍵東感歎：這是一個軟弱無助的知識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結自己命運的可憐權利。937在“文革”的腥風血雨中，當中山大學批判陳寅恪的大字報將他淹沒時，他再次以“聲明”的形式表達出陳寅恪式的“尊嚴”。陸鍵東是這樣描述：
“從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多次被迫作書麵檢查交代，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交代。據個別看過這些交代的人回憶，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間人人都不能不寫的套話，但真正最能顯示陳寅恪心態與風骨的，還是陳寅恪數次遞交的‘我的聲明’。1967年4月2日，陳寅恪便有這樣的一紙聲明：‘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隻是專心教說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陳序經和我的關係，隻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親密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餘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來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938
我想，正如汪榮祖所說，對處在日益嚴重的病痛，尤其是變本加厲的精神折磨下的晚年陳寅恪來說，“最可安慰者，莫如其早年清華弟子劉節（曾任中山大學曆史係主任）和梁方仲在文革風暴中，毅然護師。與後期黨員學生相比，批師邀功者有之、劃清界線者有之，不啻天壤。”939
唏噓之餘，陳寅恪的“另類”命運抉擇，不禁使我一下子聯想到1949年以前包括陳寅恪在內的西南聯大的那些教授們，在當時中國是“一個在經濟上相對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專業上有固定方向的”知識分子群體。據謝泳考察，“雖然當時在大學任教的教授有相當一批人分屬於民盟、國社黨、青年黨等政治團體，但他們在論證的時候，多以個人身份發言。張東蓀就多次說過：‘本人向來在政治上苟有主張，總是獨往獨來，所以雖隸屬於民盟，而所說的話卻是不代表民盟，讀者千萬不要誤會。’”張東蓀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每次校務會議上都要恭讀總理遺囑，他對此很不高興，遂奪門而出，並聲言：‘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可見張東蓀的個性。曾經有一段時間，國民黨為了加強對西南聯大的控製，要求聯大的所有負責人都加入國民黨，時任法商學院的陳序經聽了就敢說：‘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張奚若有一次參加國民參政會，他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被蔣介石打斷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開會時，他接到寄來的通知和路費，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參，路費退回。’從此再不參加國民參政會了。”940
我還由此想到，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折磨，更確切些說，是奴役，遠沒有因老舍之死或陳寅恪之死而結束，獨具中國特色的“五七幹校”是對知識分子靈與肉的另一種形式的大磨難，同時也是一次大考驗。今天曆史地來看，我覺得，“五七幹校”毋寧是一種具有了懲罰知識分子肉體和錘煉知識分子靈魂雙重意味的思想學校。所謂“懲罰”是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強迫施與，“錘煉”則是知識分子的被動接受。正如曆史往往是悖論的，“接受”也是把雙刃劍，利刃的一麵是，“在勞動改造和思想批判的嚴酷考驗下，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成為整個運動的焦點。在高壓下，喪失人格與做人的尊嚴，相互傾軋，成為幹校較為普遍的現象。這種可悲的局麵，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比如，“在上海奉賢文化係統‘五七幹校’，詩人聞捷自殺後，幹校召開聲討聞捷大會。到會的全體知識分子和幹部在工、軍宣隊帶領下呼喊口號：‘打倒聞捷！’‘聞捷死有餘辜！’在江西鯉魚洲清華大學實驗農場，勞動被當成對知識分子的懲罰。隻有對工宣隊表現得俯首帖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種奴化式的改造。”
而利刃的另一麵，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下，許多幹部和知識分子表現出了各種方式的抵製與反抗。”如出現的“兩名具有典型意義的‘幹校人’。
“一位是70年代的布魯諾--張誌新。張誌新所在的遼寧省委機關盤錦‘五七幹校’，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與她同一宿舍的省委宣傳部長，自殺前，用墨汁在日常用的臉盆上，寫下了‘無罪’二字。這促使張誌新更深入地思考‘文化大革命’，進而產生了強烈的質疑。她追求真理，雖失去人身自由，仍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1969年9月24日，張誌新以‘現行反革命罪’在幹校被捕。1975年，她由無期徒刑改判為死刑。刑前被慘無人道地割斷了氣管。張誌新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幹校人’。
“另一位，是詩人郭小川。他是思想逐步覺悟的典型。在知識分子尋找自我的漫漫長路中，從再改造的熱情、‘九一三事件’之後的淡漠、集體的頹喪、失落和對現實的強烈不滿，以及再一次的熱情期望，一曲《團泊窪的秋歌》，唱出了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表達了知識分子沉鬱痛苦壯烈的情緒。郭小川是開始拋棄盲從，學會用自己的眼光去審視社會的‘幹校人’。”941
老舍之外的其他自殺者
老舍自殺前是否留下什麼遺囑、遺言，甚或陳寅恪式的“聲明”，可能將是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但與老舍不同的是，其他一些“文革”期間的知識分子自殺者，大多留下了表白性的文字。而他們為什麼會在死前如此留言，今天再看，雖沒有陳寅恪式的“聲明”那般清晰明了，但恐怕也沒有言辭表麵那麼簡單。難道他們真的直到死還在用可憐的忠效替代著理智的誠實？
在時間上，鄧拓是先於老舍自殺的。自殺前，在寫給妻子的遺書中說：“盼望你們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他在寫給當時還是以彭真為核心的北京市委的訣別書中，寫到：“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隻要對黨和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942
老舍死後兩年的1968年初夏，被批鬥中的楊朔，麵對是不是影射偉大領袖的喝問，仍然執著而無力地辯解著：“我是熱愛領袖的。請同誌們仔細看我的書，看《三千裏江山》，看……”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使他走上絕路。臨死前，揮之不去的願望是要求給毛主席寫信。但誰會給他這個權利？他隻有用一瓶烈性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943
1968年8月12日深夜，是周瘦鵑生命的最後一個夜晚。他獨自走在自家的花園裏，做死亡前的心靈考問：“精心栽培的五六百種盆景盆栽，全部被毀，無一幸免；汗水澆灌的美麗花園滿目淒涼；書房被抄被封，書籍文稿統統被堆到大街上付之一炬；甚至連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他的關懷，也成了奸佞國賊的口實！他既不甘蒙垢忍辱，又無力抵擋政治風暴的衝擊，甚至連在頑童的辱罵聲中，也不能維護自己作為一個作為老年人起碼的尊嚴。……”絕望中，遠處傳來妻子的呼喚。在那樣的瞬間，他也許有刹那的留戀這人間的思念。但離他家不遠處“工糾隊總部”裏吊打什麼人的聲音，將他對生的最後一絲眷戀擊的粉碎。想到當第二天太陽照常升起，而他卻無從“請罪”，等待他的將是什麼，他願在自己花園的深井裏求得解脫。944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成“叛徒”的詩人聞捷，1968年春又被投入監獄。他常對孩子們說的也是：“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有什麼可怕的呢？”“爸爸和媽媽都不是敵人，不是叛徒，不是走資派。我們工作中有錯誤，但都是吃延安的小米長大的，受了三十多年黨的教育。”但當他又經曆了被“解放”以後更殘酷的批判、迫害時，“坦然”也變成了沉默，死亡是最好的歸宿。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