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0日，70歲的史學家翦伯讚，因不肯違心提供劉少奇的罪證材料，攜夫人一起吞食積攢起來的原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製造的強力安眠藥“速可眠”自殺。死後，搜身者在他的中山裝兩個下衣口袋裏，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遺書。一張寫的是“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寫的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94640年代，麵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翦伯讚曾憤怒地表示：“暴力對於學術是沒有用的，真正的學術，決不會服從刀劍的指揮，更不會變成政治的婢女。”即便到了“文革”前，當他所倡導的曆史主義被指控為“資產階級客觀主義”，他仍在致友人信裏毅然地說：“在真理的問題上，不能讓步。”麵對大批判的文章，他表現得異常從容而堅定：“我要等著看到批判我的最後一篇文章。”姚文元開始“炮轟”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他以史家的良心和膽魄，仗義執言：“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這是抓辮子，打棍子，給吳晗同誌扣政治帽子。如果這樣整吳晗，所有的進步知識分子都會寒心。”最後，他清醒地意識到擺在麵前的隻有兩條路：要麼死；要麼屈節。947於是，他清醒地選擇了死。“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表現了他性情的剛烈，絕不會為了苟活而落井下石。“萬歲”隻是為表示對偉大領袖的效忠嗎？似乎沒那麼簡單。
正如章詒和所分析和感慨的：“翦伯讚的自殺和字條，像個死結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開，又一直解不開。”她為此請教了許多人，像對老舍之死的解釋一樣，也是各式各樣。她當然也似乎是順理成章地像許多人把老舍之死歸於絕望的抗爭一樣，認為“翦伯讚的死，是對以暴力做後盾的中國的一係列政治運動的無聲抗議，更是對眼下這個以暴力為前導的‘文革’的激烈反抗。”但他手書的“三呼萬歲”又意味著什麼呢？“--是以此明其心誌，為子女後代著想？是對‘文革’發動者的靠攏，在以死對抗的同時，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種‘你死我活’、‘我長眠、你萬歲’的暗示性讖語？”章詒和以為，“翦伯讚不同於老舍，也不同於鄧拓。他的手書‘萬歲’一定有著更為隱蔽和複雜的內容。”948而我自然聯想到的卻是王國維的遺言：“五十之年，隻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的“辱”。
可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同一個翦伯讚，早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在批判燕京大學哲學係主任，並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東蓀的大會上，“講話辭鋒淩厲，暗含殺機，指認張東蓀所謂的‘中間路線’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他在發言中列舉了張東蓀大量“敵視馬克思主義的言行。”不過，出乎包括翦伯讚在內的許多批判者意料的是，張東蓀的“問題”最後從“四反”（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變成了“特務”，由“思想改造”變成了“叛國罪行”。949不管翦伯讚是否對這個結果感到意外，並是否對此有過“史學家”的思考，反正他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還是自覺響應毛澤東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中提到的“大學裏，一個中文係，一個曆史係，唯心論最多”的領袖意誌，以《右派在曆史學方麵的反社會主義活動》為題，寫文向史學界的“右派”發難：他批判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雷海宗在“鳴放”中的言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對於黨的領導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誣蔑‘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後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隻能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後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曆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性，一個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麼能給學生以正確的曆史知識。……雷海宗在文章中還談到不要黨‘發號施令’，並威脅地說，不然，知識分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極怠工了。”翦伯讚還批判了史學家榮孟源“主張複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曆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就因為他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曆史資料》一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而是以一種隱晦的筆調反對馬克思主義。”950實在猜不出，當翦伯讚發現自己在如何看待農民戰爭的曆史觀上與毛澤東發生齟齬，並被指控為“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時候，會不會，或有沒有設身處地地想到他曾經對雷海宗和榮孟源的批判，是否逼迫人家“在真理的問題上”“讓步”？人家是否能夠接受他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容忍學術如此卑賤地跪拜於權力”？951曆史所遺留的像這樣的謎團太多了，根本無法破解。
1970年9月，囚禁中的趙樹理，“用一隻手按著被打斷的兩根肋骨的側胸，忍著極大的疼痛，艱難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筆一劃地抄寫著”毛主席詩詞《卜算子詠梅》。把抄好的詩詞送給前來探望的兒子時，莊重而嚴肅地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你能看到黨的領導，就替我把它交給黨，黨會明白我的……”在“文革”被批鬥的日子裏，他經常對兒子說的是：“不要軟弱，相信黨，相信群眾。現在確實困難，但這對我們每個人的革命意誌都是個很好的鍛煉和考驗，隻要對黨和人民有好處，個人受到一點衝擊和委曲不該有什麼怨言。”952
為什麼有好幾位知識分子自殺者要在死前抄寫《詠梅》？有什麼特殊的意味嗎？至少現在還不敢妄加揣測。也許是出於韋君宜丈夫那樣的心理？
韋君宜記述自己的丈夫“堅信所有的壞事都是個別壞人打進黨內幹的，與黨無幹。他的根據主要是，在延安時期，毛主席曾親手對他的一首詩作過批示：他的那首詩中把毛主席說成‘平民’，毛主席說沒有問題。1943年整風審幹，他和許多幹部遭到‘搶救’，打成特務，而毛主席一經發現錯誤，就親自在台上舉手行禮道歉，所以當前的壞事總會變，毛主席總是英明的。他把這些話再三囑咐兒女。”953
這又不禁使想起蕭乾曾對我說的：“從古到今，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麵前都太天真了，總以為自己是誰，到了誰也不是。這個虧，我們今天還在吃。也無奈，大概是政治體製和士人性格兩者使然。一個巴掌拍不響的。”954
也許正因為此，王蒙並不認為可以把老舍的自殺說成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一個縮影，因為這隻是一種類型。像陳寅恪、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各人的類型和情況並不一樣。而且，他以儲安平為例來說明，知識分子個人的政治命運隻取決於他自身對於政治的態度。1953年的一天晚上，在一次聚會中，儲安平和錢鍾書等老友相聚。儲安平當時是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長遠，呈現出來的是“一種躊躇滿誌、熱血沸騰的樣子。”“覺得終於可以大展雄圖，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對中國做貢獻這樣一個態度。”錢鍾書對此“是福是禍抱冷眼旁觀的態度。”“始終是小心翼翼站在一邊。”所以，照錢鍾書看來，儲安平最後的悲劇是“自找”的。955
可能正是“冷眼”旁觀了這一切發生了的曆史，睿智的錢鍾書才會在死前留下那樣“異常清醒”的遺言：“遺體隻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956
由研究老舍之死，了解中國作家的運命遭際，我還很自然地聯想到了前蘇聯一些作家的命運。90年代，前蘇聯解體以後，隨著一批重要檔案的解密，竟一下子有那麼多塵封在曆史記憶下麵、鮮為人知的內容曝露出來，那些檔案令人恐怖和作嘔的程度大大超出人們的想象，真是觸目驚心，叫人不寒而栗。正如法捷耶夫自殺前在致赫魯曉夫的信中寫到的：“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優秀的文學幹部在當權者罪惡的縱容下或被從肉體上消滅，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數之多甚至曆代沙皇暴君做夢也難想到。”幾乎所有在人身上可能出現的品行，在那個高度暴力和集權體製的刺激下，被無限放大出來，並很快被推向極至。時代猶如一列狂奔失控的列車，沒有人知道它將駛向哪裏，隻知道它越開越快，直至被撞得粉碎。當突如其來的現實風暴橫亙在所有生命的小船前麵，它的強大堅硬，讓每個試圖掌握自己命運的人，都變得極端渺小，不堪一擊。轉瞬間似乎曾被所有人推崇，並尤其被文人們用飽蘸政治激情的筆一遍又一遍謳歌的自由與尊嚴，成人一種笑柄，遭人唾棄。
當生存還是死亡的問題，像刀一樣如哽在喉的時候，文學的高貴和美成了脆弱而多餘的奢侈品，那些還妄圖將它們殘留在內心角落的人，隻能有一個結局：不諳政治潛心創作的天才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倒在皰疹傷寒和痢疾蔓延的勞改營；性情率真，說話毫無遮攔，被高爾基稱為最完美的、最真實的作家和人的巴別爾遭到嚴刑逼供，被迫誣告朋友以後被槍決……那些表麵遵從嚴酷的現實教導，卻無法完全融入其中的人，總是被噩夢纏繞；“大清洗”時，曾簽署許多逮捕作家的命令，把最好的年華都耗費在對文化事業有害無益的行政事物上的法捷耶夫，最終在孤獨中開槍自殺；伊薩科夫斯基在創作的鼎盛時期突然沉默。
曆史真是會捉弄人，像那些最堅決捍衛現實並甘心成為它強大肌體的一部分的人，永遠被陳列在曆史的長廊之中，並提醒後來者，在此起彼伏的人類災難中，這裏曾經留下過他們的身影：以作家身份和文人們打成一片，卻靠行刑逼供而平步青雲的謝寧；為政客寫碑立傳的潘菲洛夫；從半文盲一躍成為政治需要的楷模作家巴巴耶夫斯基……他們被無情地烙印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人類曾經的精神噩夢，當然遠非如此。而且，未來並不一定不會再次發生。但我們不能就此喪失信心，相反，我倒覺得，我們應該懷有比現實更強大的信心。因為恐怖血腥的時代在人類曆史上從未間斷過，但每次災難過後，人們又都會在廢墟上重建家園，文明也因此綿延不絕。拿文學來說，它應當像老舍在“清醒”的時候所“清醒”意識到的，永遠遵循著自身的規律，不服從於任何現實的壓迫。我想，既然在曆史的過去和現在，已經有脆弱的生命之舟不惜為捍衛獨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而撞的粉碎，在曆史的將來，也依然會有。
巴別爾說過這樣一句話：蘇維埃政權隻靠意識形態支撐。可以想象，在那樣的一個體製下，作為一個永不說謊的作家，不僅困難，而且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