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
是許紀霖寫於1986年那篇閃耀著思想靈光的《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使我寫下了本節的題目。該文試圖通過黃遠生這樣一個個案，來反思知識分子喪失自我的曆史與文化方麵的原因。許紀霖是較早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執著而嚴謹地進行曆史探索的一位學者，在讀到他這篇學術散文之前，我並不知道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有一位叫黃遠生的記者，更沒想到他竟會寫下一篇與聖奧古斯丁和盧梭的《懺悔錄》同名的《懺悔錄》，這使我像許紀霖在偶然瀏覽之中，竟然意外地檢得黃遠生的這篇《懺悔錄》時的感覺一樣，不禁心頭一亮。
黃遠生何以會寫出這篇中國人的《懺悔錄》？許紀霖這樣描述：黃遠生是江西九江人，1883年生於書香門第，遠生是筆名。21歲中光緒甲辰進士，成為清末最後一批進士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可他決計不走仕途，而是以新進士的資格東渡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後投身新聞界，短短幾年，便名聲雀起，被視為“報界之奇才”。1915年，袁世凱稱帝後，想借重黃遠生的名聲為其造勢，遂命黃遠生作一篇為帝製“歌德”的文章。陷入窘境的黃遠生，隻好故意拖延，七八天後，袁府威逼催討，不得已寫了一篇“似是而非”、自以為“並非怎樣讚成”帝製的文章敷衍交差。友人勸其不如索性不作。他麵露難色地說：“我們的情形，難道旁人不知道？橫豎總有人體諒的。”遂幾易其稿，將文章改得分量更輕了。袁世凱看後自然不滿意，命其重作。“再無可轉身了”的黃遠生，在那“人格上爭死活的最後一關”，決然逃離北京，隱居上海，聲明“此後當一意做人，以求懺悔居京數年墮落之罪。”《懺悔錄》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就的。957
黃遠生開篇即無情地剖析自己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為兩截，其一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諸動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見此種種撮弄，時為作嘔。……我身如一獄卒，將此靈魂，囚置於暗室之中，不複能動，真宰之用全失。”許紀霖進而深刻分析道：“這是一重東方式的靈與肉衝突。靈者，獨立人格之靈魂也；肉者，個體生存之肉體也。人格與生存，在東方專製主義的嚴苛環境下，往往是熊掌與魚不可兼得：你欲維護社會之正義、人格之尊嚴，就得時刻準備著付出生命的代價；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體，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顆若是生非的靈魂。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多少年來所麵臨的就是如此嚴峻到近乎殘酷的現實抉擇。……像魯迅那樣徹底超脫了生的執著的‘特立獨行’之士畢竟罕見，自甘墮落的行屍走肉之輩亦屬少數，更多的知識分子則企求在靈魂與肉體、正義與生存之間保持一種適度的張力，尋得某種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話說起來，叫做‘外圓內方’。”958
其實，被許多人以為是“外圓內方”文人典型的老舍，在許多時候，也像黃遠生一樣，一旦“入世愈深，距離政治漩渦愈近，就悲哀地發現，靈與肉的衝突並非是那麼容易調和的。圓得過多，妥協過多，日積月累，就會漸漸地在違心中失去方向，在不自覺中‘魂為軀役’。”959拿“文革”來說，“‘文革’中，一方麵大環境是極左的，每個知識分子都是極左路線的受害者。另一方麵，複雜的人性表現千奇百怪，各色雜陳，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歸罪於外在原因。每個人在今天都需要一種‘懺悔意識’。”960這不正是老舍及老舍們當時再正常不過的心態嗎？“黨既如此真誠，我們能夠辜負黨的委托與信任嗎？黨對我們真誠，我們也要對黨真誠，憑著良心有話即說，有意見就提出來。這樣彼此以誠相見，推心置腹，黨就會更英明地領導我們，我們也就會更幸福。”“黨是中國人民的救星，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沒人會忘掉，直到永遠。這樣的黨是打不倒的，拆不散的。”961
因而，對於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已經“革命”過的知識分子，與毛澤東的關係在很多情形下，類似於法捷耶夫與斯大林的關係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那是一種士兵和總司令的關係。士兵要絕對服從總司令，總司令什麼荒唐的話他都要聽。法捷耶夫曾經親口告訴過愛倫堡：“我一輩子隻愛過兩個人，一個是我媽，一個是斯大林。我一輩子也最怕兩個人，一個是我媽，一個是斯大林。”962在中國文人當中，與法捷耶夫最具可比性其實不僅僅是周揚，隻因為“他的仕途”在“與對毛澤東的崇拜緊緊聯係在一起的。”963這上麵，更像法捷耶夫而已。
拿前蘇聯來說，它的作家“協會形式有利於斯大林親自控製文化界。換句話說，斯大林為控製文化界才成立各種協會，其中作協最大。作協不僅掌握作者的創作命運，還有生殺予奪之權。《文學報》一篇文章可以讓作家永遠沉默，作協總書記一個條子便可把作家送進勞改營。蘇聯作協不是一個創作群體，而是執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門。”964
而中國傳統是東方式的管治，動輒得咎，並盡量侮辱人格。前蘇聯動不動就槍斃，倒也幹脆利落，不搞大批判。經曆過思想改造的藍英年對195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第一次受批判記憶猶新，當時他是非常要求進步的團幹部，老師上課時，拿著《聯共（布）黨史》講義念，念一句學生記一句，一堂課下來手都記酸了。不少同學有意見，他就向係裏反映，與其這樣，還不如印出來發給大家看呢！結果就因此被批判了。他不知道錯在哪裏。他反思過去，“人隻要稍有些個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點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中國人腦子裏裝得最多的是封建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習慣於盲從，不習慣於思考。”965
所以，直到今天，很多知識分子還“總是強調自己受難的一麵，回憶文章中自憫自憐有餘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不足。受害者並不等於正義者。承認自己做過錯事、走過彎路和認識到自己為什麼會做錯還有一定距離。我覺得後者是欠缺的。知識分子應當是一個社群中思想最敏銳的，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受教育人數有限的國度中。如果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都不能一針見血，怎麼能使一個民族有清醒的反思呢？”966
慶幸的是，我們還是有不文過飾非的知識分子。正如季羨林在晚年所坦白承認的：1949年以後，“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適，一路批、批、批、鬥、鬥、鬥，最後批到了陳寅恪頭上。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967的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材，對這一係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麼問題。我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裏卻感到不是味。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願意去厚著麵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40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的在天之靈了。”
1949年以後，背負“原罪”精神十字架的知識分子可謂多矣。以巴金為例，他答應報刊的約稿，寫了《評〈不夜城〉》，批判老友柯靈；“批胡風”時，他曾登台，違心地發言，揭露胡風的罪惡。他為此在晚年陷入深深的自責與懺悔：“魯迅先生明明說他不相信胡風是特務，我卻解釋說先生受了騙。1955年2月我在北京聽周總理報告，遇見胡風，他對我說‘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請給我多提意見。’我卻批評說他‘作賊心虛’。我拿不出一點證據，為了第二次過關，我隻好推行這種歪理。”“反右”時，不管是否想得通馮雪峰怎麼突然成了“右派”，還是上台與靳以聯袂做了批判發言。他痛心疾首地反思：“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我走慣了‘人雲亦雲’的路，忽然聽見大喊一聲，回頭一看，那麼多的冤魂在後麵‘徘徊’。我怎麼向自己交代呢？”“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在“文革”期間，“我很少想到別人，見著熟人也故意躲開，說是怕連累別人，其實是害怕牽連自己。一方麵自卑，另一方麵怕事。”“一切都為保護自己，今天說東，明天說西，這算是什麼作家呢？”968
像曹禺，每每想到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參加批判大會，積極發言，寫過大批評文章，心情就無比沉重，感到他“寫的一些文章很傷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那時，我是不得不寫，也沒有懷疑過那麼寫是錯誤的。而曆史證明，是做錯了，真對不起那些朋友。……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傷害了一些同誌，這不僅是朋友之間的事，而是慘痛的曆史教訓啊！不是經過十年動亂，恐怕要人們去正確對待那段曆史也是很難很難的啊！”969
魯迅說：“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沒有正視的勇氣。”“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是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970
由魯迅的話回眸20世紀，具有“特立獨行”魯迅式的中國知識分子確實少之又少。有“外圓內方”的品性已是可貴可敬。而多如過江之鯽的還是“幫忙奴才”、“幫閑文人”和“遊世之魂”971
但無論如何，肯於、敢於和勇於懺悔的知識分子，是值得後人和曆史尊重的。像寫出了《思痛錄》的韋君宜，她那痛定思痛的文字，仿佛是從心底流出來的血。她真誠地懺悔：“我在反右運動中間也幹了些違背良心，亦即違背黨性的事。我甚至寫過違心之論的文章。黃秋耘同誌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麵前閉上眼睛》《鏽損靈魂的悲劇》，都被中宣部點名批判。他是《文藝學習》的人，《文藝學習》必須表態。我竟然執筆去寫批判他的文章！在這一段，我和他是患難與共的。兩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對秘密訴說無法告人的苦悶和憤懣。這種文章我怎麼能寫！但是我居然寫了，我胡說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寫完便交給秋耘自己看。他看隻笑一笑，說：‘叫餘向光更好，表明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見人民疾苦啊。’”972
可怕的是，從這種懺悔的反思，同時又可以窺視出知識分子在運動當時還有不為人知的另一副麵孔，著實令人不寒而栗。韋君宜描述到，由於邵荃麟力保，黃秋耘沒有被劃為右派，背負一個留黨查看的處分。“例如陳湧，據說對他就是中宣部的會議上展開了爭論。何其芳說：‘不能劃陳湧右派。如果陳湧該劃，那黃秋耘也該劃。’天！這已經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維持生存的程度！還有個王蒙，楊述告訴我，在中宣部討論時，他和許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劃王蒙，與團市委負責幹部爭論，但中宣部最後‘平衡’了一下，結果還是劃上了。許多人二十幾年的命運就是靠這樣的‘平衡’決定的。……盲目的、毫無法律根據的‘中央精神’，隨時變化的‘領導意圖’，就可以隨便支配幾十萬人乃至幾億人的命運。……那兩年的實際情況是一麵滿腹牢騷，一麵繼續做‘馴服工具’，還在努力說服自己。隻要氣候上稍微轉暖一點點，馬上就歡欣鼓舞，全原諒了。”973
韋君宜還“親眼看見，一個人（姑隱其名）和別人一起負責編輯一個刊物，兩個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兩人一起幹的，另外那人寫的文章發表以前都交這位看過。但當反右風潮一來，這人竟出來揭發他的朋友，說那人如何如何寫右派觀點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別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於是，他的朋友劃成了右派，而他，卻從此青雲得路，提升上去。還有一個人（也姑隱其名），平時在編輯部裏顯得頗為正直，發起議論來滔滔不絕，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個，這時正與‘丁陳集團’沾了點邊，怕出問題，十分苦悶。他們住同一宿舍。有一天這位同事順便請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談心。而他竟在幾天後，在編輯部開全體會時，把這位同事請他吃飯、‘陰謀拉攏’的罪行揭發出來。他後來果然當了下放小組長，又在農村裏見到那位已經化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農民宣布，根據就是那人在農村裏吃了較好的鹹菜，是不肯改造！這樣的人，後來卻越爬越高，而且不斷造謠打擊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將提拔的人。這類事情，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