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還特別提到周揚。以“反右”為例，那時他就是像法捷耶夫似的，一直在“上邊指揮”，“文藝界反右運動基本結束後，曾以他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殺氣騰騰，蠻不講理，可謂登峰造極。”那時周揚被“當成可以隨心所欲使用的將才，聽老帥的話，指到哪裏打到哪裏。因此，在反右中，周揚的確幹了很多錯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臉不認人，才使他從一場大夢中醒過來。”975
所以，晚年周揚也是懺悔的。他終於能像魯迅所說，“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厲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隻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976是啊，曆經磨難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正該像走出了象牙塔以後的聞一多，深刻地自醒：“當魯迅受苦受害的時候，我們都正在享福。當時我們如果都有魯迅那樣的骨頭，哪怕隻有一點，中國也不至於這樣了。罵過魯迅或者看不起魯迅的人，應該好好想想，我們自命清高，實際上是做了幫閑幫凶！”977
這裏，我又記起一個“曆史”的細節。周汝昌記得1954年冬天，“批俞運動猛然一下子起動了，形勢非常。”鄧拓派秘書將他約至《人民日報》社“接見”。“鄧拓見了我，可說是十二分熱情接待，極盡賓主之禮，而且滿麵春風，頗有一見如故之意致。……我體會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對話，非同小可。”接見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周汝昌寫批判胡適和俞平伯的“文章”，同時“也做自我批評。這樣，文章會更有力量。”可“當時十分糊塗，執迷不悟”的周汝昌，寫出了“大約讓鄧拓非常失望”的“文章”。因為到了事隔多年之後的60年代初，文聯舉辦一次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動，“文化界名流集於一堂，最後一位來賞的竟是周總理！”會後，“我們一小群人在圍談，中間是鄧拓。我想起他當年的友善熱情，便上前去招呼，並怕他不認識我了，自報了姓名。他聽後，將眼抬起，望了我一下，頭部微微一動--似點頭未點頭，此外一無回報，包括麵色與言詞。”再到後來，周汝昌“特欣賞劉旦宅的一幅曹雪芹坐像（一幅小畫樣），心欲得之。未及啟齒，不翼而飛矣。向人問時，答雲：‘鄧拓拿去了。’其眼力詢不凡也。”978若果真如此，鄧拓的自殺，能否把上述錢鍾書說儲安平的話原封不動地套過來，“殘忍”地說，也是“自找”的？
在1949年以後對胡適的大批判中，曾深受過胡適恩澤的吳晗，也是持刀躍馬。有意思的是，他在此前不久的40年代，參與討論“士大夫”與“政治文化”時說過這樣一段的話：“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紳士、知識分子，這四者實在是一個東西，雖然在不同的場合，同一個人可能具有幾種身份，然而，在本質上，到底還是一個。……平常，我們講到士大夫的時候，常常就會聯想到現代的‘知識分子’。這就是說，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兩者間必然有密切的關聯。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時的稱號，紳士是士大夫的社會身份。”979由此來看，像郭沫若、吳晗、鄧拓、周揚等一大批有官有職有權的知識分子，在1949年以後，是否都在無形中變成了這四位一體呢？單拿吳晗來說，在“反右”運動中，批判起章伯鈞來，不正像他的《海瑞罷官》被姚文元批判時一樣，“通篇哪有一點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曆史舊賬。”980仔細想想，這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前因後果”的輪回“報應”，豈止僅僅發生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有多少政治家都不能幸免。
事實上，這又何嚐不是魯迅所說的別一種樣式的“吃人”：“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光靠啟蒙與理性，就能不再有“吃人的”和“被吃的”“筵宴”了嗎？魯迅所說的“精神覺醒者”或可以保證自己不再“吃人”，甚至也能夠做到不再幫著“吃人”，但他是否能保證自己不再“被吃”嗎？因為，所有人都變成“精神覺醒者”畢竟是“將來的夢”。而“目前的夢”還要這樣做下去，也許“忘卻”倒真的成了最好的記憶。讓夢不要醒來，因為“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也許喬伊斯也正是由此借人物而感慨：“曆史就是我想要從中醒來的一場噩夢。”
然而，若單就知識分子而言，也許隻有陳寅恪那樣的極少數“另類”，才稱得上是自風流的真名士？
1994年，我在北京醫院的病房裏，與曹禺有過一次長談。當我直接問他“反右”時有沒有寫過違心的文章。他堅決而直率地回答：“當然寫過，說人家是右派，其實是上頭有文章下來，我就跟著寫。吳祖光就是很冤枉，我就反過他，寫文章說他不好，其實很違背我的意思。當時號召人寫反右，號召人反吳祖光，有一大批吳祖光的材料給你看，都是可以反他的，於是我根據材料就寫了。這些事情違背我自己的良心呀。”981
真巧，也是那一年，曾在“反右”運動中被曹禺無情批判過的吳祖光去北京醫院部長病房看望住院治病的曹禺。當時已深深處在反思中的曹禺，忽然愁容滿麵地對吳祖光說起自己這輩子在寫作上的失敗，吳祖光直言相對：“你太聽話了！”曹禺一聽，幾乎叫出聲來：“你說得帶對了，你說到我心裏去了！我太聽話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麼，我馬上就幹，有時候還得揣摩領導的意圖……可是，寫作怎麼能聽領導的？”982
正如黃平指出的：“中國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1949年以後，麵對陸陸續續建立起來的種種製度與話語，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新式的無知之人或外行。這些製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資源與規則，是他們表現自己的行動的環境條件，而他們在這些製度與話語的約束下的行動和思想，不論是有意的還是違心的，積極的還是被迫的，又反過來構成了創造或完善這些製度與話語的實踐。換句話說，無論這些製度與話語對於知識分子的非知識分子化是多麼關鍵，正式包括知識分子自己在內的人民的行動本身，創造並完善了它們。”983
再以美學家朱光潛為例，他原本十分向往自由主義價值觀，1947年《觀察》周刊爭論“自由主義往何處去”時，他也參加了論戰，並表達出一種超然的理念，即自由主義者不屬於一個政黨，隻體現一個中立。換言之，既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不該加入任何組織。因為有組織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紀律，因而難免“黨同伐異”、“阿其所好”，而這是與自由主義精神相背離的。不過，反過來，任何一個政黨或組織，又不應當仇視“自由分子”--“我敢說在30年乃至50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分人被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然而，正是這位“自由分子”，在1949年以後，很快便發現自己不適合作領導工作，多次向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湯用彤請辭西語係主任一職。但在很快到來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他不僅不能幸免於難，而是被作為北京大學的重點批判對象。後來，他真的研究起馬列，還在1951年翻譯出版了路易哈拉普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探討藝術問題的《藝術的社會根源》。作為50年代被改造過的學者，80年代以後，朱光潛開始反思、懺悔了，他首次著文替沈從文鳴不平，並對自己在《西方美學史》中不敢提叔本華和尼采表示強烈自責，認為這是由於自己的“顧慮、膽怯、不誠實”。看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最大的天敵就是政治高壓。從謝泳對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的研究得知，何止朱光潛，“馮友蘭、金嶽霖、賀麟等相當一批西南聯大知識分子都有相似的經曆。50年代初，他們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過去，以適應新的環境，但最終都未能免於被批判的命運，晚年又都對當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嶽霖晚年曾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後是不是失去這個自知之明呢……’。”984老舍是否也是這樣呢？
知識分子的盧梭身影
替曆史假設一下，如果老舍躲過了“八二三”北京市文聯這一劫難，是否可以不死？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以前述分析過的老舍之死的諸多因素來看，老舍是必死無疑的。即便他僥幸躲過了“八二三”，接踵而至的還會有“九二三”、“十二三”，他一定是在劫難逃。因為，撇開老舍擔任主席的北京市文聯，再來看老舍擔任著副主席的中國作家協會，在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也將出身、成分好的人，還有一些工人，組織成機關紅衛兵。10月，原機關“文革領導小組”和紅衛兵逐步被各部門成立的造反隊取代。由造反的工人打衝鋒，闖入各位作協領導的家中。“他們中有的人態度極為粗野，開口罵人，動手打人。”還在東總部胡同原會議室舉辦了抄家物資展覽。“在西麵牆上，邵荃麟珍藏的鄭板橋一幅很大的畫和手跡被打上了大黑叉。張光年珍藏的黃賓虹的畫和齊白石贈他的鮮豔的花卉圖也遭受同樣命運。”很快，一大批著名作家除了批鬥、寫交代材料、讀毛著，整個文聯大樓的清潔衛生，包括清掃四個廁所、打開水，全有這些“牛鬼蛇神”接管了。而且，規定他們每天清晨6點前必須趕到機關。老舍的朋友，隻比他小一歲的冰心，每天都要負責清掃兩個女廁所。評論家馮牧“則參加清掃五樓的男廁所。在遇見茅坑嚴重堵塞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清潔工人來幹這活兒，也找不見任何掏糞工具，馮牧隻好懷著極大的忍耐力，付出極大的體力用手去掏糞，疏通廁所。”比這體力的付出更難以忍受的是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屈辱，有一些與老舍年齡相仿的作家，像冰心、張天翼、臧克家等，在一次又一次的示眾、批鬥中，“不僅要忍受誹謗、侮辱，還得在烈日下低頭彎腰九十度呈噴氣式”。夜裏睡覺，還有專人看著他們，以防自殺。985這何嚐不是一個又一個另一種形式的“八二三”？
對於被批判者來說，我想，痛苦大自來自兩方麵。一方麵是被熟識的“朋友”“落井下石”，比如蕭乾，“反右”時，“大概被認定了是一條浮出水麵上來的大鯊魚、大毒魚，誰也救助不了他。盡管他有兩位早年在《大公報》時期的文友，此刻都在作協的領導崗位上。其後的《文藝報》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揭這位副總編的‘老底’，他的同事們、盟友們寫的文章毫不猶豫地說他是‘洋奴政客’，甚至‘曾經為法西斯辯護’。986
另外，像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1957年5月間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藝界的作家們開座談會，傳達中央精神，鼓勵他們鳴放。結果浙江參加座談會的人士，很快幾乎全部被劃右，著名的如宋雲彬、黃源、陳學昭。反右後，邵荃麟被認為是去浙江煽風點火，檢舉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護過關’，參加領導了作協的反右派鬥爭。1964年，毛主席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傳達後，作協重點批判邵荃麟，認為他的‘中間人物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這時他不再被保護，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來。有人徑直批評說，邵荃麟是‘漏網右派’。”987像這樣既是曆史經驗又同時是曆史教訓的例子，是那麼發人深思啊！
另一方麵，最典型的例子也許還是莫過於周揚。人們記得，三十年代初，剛從日本回來時，他“瀟灑倜儻，穿西服，係領帶，著皮鞋。他愛去舞廳，咖啡廳，電影院，與朋友談笑風生。他投身革命，同時也是文藝家中的一員，對藝術有見解和感悟。這時的他，自由地揮灑著個性，讓人感到親切、可愛。”但延安令一個“年輕嶄新”的周揚出現了，“他不再像過去那樣談笑風生，而是不苟言笑。”他讓人感到了“陌生”。1949年以後，他作為文藝界的領導，“卻很少參加文藝家的自由聚會，他是在主席台上在報告中在報紙上，同大家見麵。“人民尊敬他，敬畏他，卻沒有親切。”在“文革”自己遭難以前的曆次政治運動中，他一方麵“盡可能地保護一些人，而且運動過後盡量做一些彌補。但同時，宗派情緒或者其他原因，又使他不遺餘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種種跡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的發生。“還有丁玲、馮雪峰的冤案，他個人的好惡，顯然起到關鍵性作用。……1957年當大會批判馮雪峰時，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輕蔑的目光打量著馮雪峰。”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