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能可貴的是，經曆了“文革”磨難的周揚，在晚年又以“蒼老嶄新”的麵貌出現了。他“願意誠懇地改正過去的、也不能由他個人完全負責的‘左’傾錯誤；他更不以一貫正確自居，更沒有什麼風派表現。”989他有的是心靈的真誠懺悔和對昔日崇拜的領袖的客觀再認識。他在寫於1983年的文章《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中說，“不幸的是，毛澤東同誌晚年違反了初衷，背離了自己所堅持的矛盾同一性觀點，用‘一分為二’反對‘合二為一’，把對立絕對化，甚至認為綜合也隻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釋。這樣就造成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後果。一個問題是，毛澤東同誌在後來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以致把上層建築對基礎的反作用加以誇大，這就在大躍進時期造成了主觀主義的泛濫。另一方麵，毛澤東同誌又把理論為實踐服務理解為單純地為政治或階級鬥爭服務，忽視了理論的相對獨立性。這給我們的理論界帶來一些消極影響，形成一種急功近利的學風。”990
“文革”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麵之廣，前無古人。受害者心裏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麼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裏十分不解，萬分擔憂。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們談十年浩劫的災難，他們往往吃驚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樣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們大概認為我在說謊，我在談海上蓬萊三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雖然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陣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根據我的看法，那不過是碰傷了一塊皮膚，隻要用紅藥水一擦，就萬事大吉了。真正的傷痕還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表露出來。我期待著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991
作為一個沒有經曆過“文革”而想對“文革”有所認識的後生晚輩，作為一個有誌於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曆史的年輕學者，我最巴望看到的是來自曆經浩劫的知識分子心靈深處對“文革”的深刻反思。幸好，我們還有這樣“盧梭式”的知識分子，盡管可能懺悔得並不徹底，或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有思想的真聲音，才會有知識分子的真希望。
在何西來眼裏，“‘文化大革命’，就是群眾鬥群眾的運動。所謂‘改造’，就是整人，效果是適得其反。平心而論，知識分子不是沒有問題，不是各自的弱點，也不是不要改造，但是改造應與所有人一樣，必須平等。幾十年來的所謂‘改造思想’，其實在多數情況下都帶有歧視性，因而在方式上往往是去醜化知識分子的人格，去摧毀他們的尊嚴，去侮辱他們。以何其芳而論，多年他一到延安就改造自己，完全忠誠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確立的文藝路線。一輩子都在改造，最後還是把他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992
孌勳認為，他一生中，“內心最懺悔的一件事，就是反右一開始，我跳上台發言反右派。也是我要跳。是有人找我，說你苦大愁深，現在有人反對共產黨，你為什麼不發言呢？被人一激，我上台發言了，是在鬥爭會上發的言。我們那裏，出了七八個右派。
“我有個看法，也跟朋友們談過，我說，我們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第一，我們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時，我們也做過狗。說人家是右派，一聲召喚，我們就上去鬥。這些右派都是我們身邊的人啊！這輩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從領導布置跟幾個人把別人的日記翻出來，查證據。這是狗事。”993
回首往事，葉廷芳深感，“我恨清查的人，也恨自己軟弱，恨自己怕死。過去，我經常看到恩格斯說的一句話，意思是：在戰場上那些曾經膽戰心驚的戰士，最後在走向刑場時，卻是視死如歸了。那時我就決心，以後再不說假話了。因為說了假話，內心更難受。每次開會要認罪一番，要講違心的話。我想再也不重複這種荒唐了。‘文革’之後，很多人自我批判很厲害。我反思自己也是很深刻的。”994
曆史學者朱大渭：將經曆了“五七幹校”的知識分子分成了“三種人”：第一種，逆來順受，老實勞動，什麼都不想。這是少數。第二，懷疑派。認為這一套不對，……有抵觸情緒，但不敢反抗。……相信知識會有用，‘文革’會結束。這種人比較多。第三，堅決反對左的那一套，堅決抗爭。這種人也是少數。但無論如何，從整體上來說，“‘五七幹校’對知識分子的身心是嚴重摧殘。……是對知識分子的極大打擊。”995
反省過自己的鳳子以為，“人性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哪怕是至交，也由於‘階級鬥爭’的毫不含糊，把極細小的事情交代，揭發出來。我自己也這樣，我也揭發過別人。為什麼？是為了‘立功’，也是為自己‘過關’。這都是由於對革命偶像的膜拜，以及對‘左’的盲從所造成的。”996
黃宗英深切感到，“無論如何，‘文革’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次封建主義病灶的大潰瘍。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社會中堅，我們在建國以後，發揮了多少有氧細胞的作用去製止這場浩劫呢？”997
晚年一直被病魔纏身的曹禺，終於在垂垂老矣的暮年，說出了發自肺腑的深沉而凝重的思考：“‘四人幫’統治的那段歲月，真是叫人恐怖，覺得自己都錯了。給我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後悔不該寫戲，害了讀者，害了觀眾。”“有一段，我住在家裏，不敢出房門。大院裏也是兩派在罵，夜晚也在鬥走資派，一天到晚，心驚肉跳，隨時準備著戰鬥。我覺得我全錯了，我痛苦極了。我的房間掛著毛主席，貼著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用電電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我好幾次都想死去。我想從四樓跳下去，我哀求著方瑞，讓她幫著我死。方瑞說：‘你先幫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還有老人，還有妻子，還有孩子，又怎麼能把她們拋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體，看到孩子……還得痛苦地活下去。”“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傳來時，他還“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這不是真的，還怕很多很多……我記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個窗口，整座整座的樓都亮著燈，就像過年時一樣。我走著，然而感到難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覺得我的心髒的承受力已經到了極限！人生，曆史，中國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時都化成了一個字眼，我的聲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沒有出聲，我喊到：‘天哪！’”“沒有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們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種深重的絕望，把人箍得多麼緊！後來，我又聽到第二個、第三個人告訴我。雖然仍然是關著門，壓低了聲音才敢說的，可是我終於已經有了相信的勇氣和力量。我相信我已從大地獄裏逃出來了。”998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隱約看到了那個敢於吹響末日審判號角的啟蒙思想家盧梭的身影。“末日審判的號角想吹就吹吧；我將手拿著此書，站在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麵前。我將大聲宣布：“這就是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的為人。我以同樣的坦率道出了善與惡。我既沒有隱瞞什麼醜行，也沒添加什麼善舉。萬一有些什麼不經意的添枝加葉，那也隻不過是填補因記憶欠佳而造成的空缺。我可能會把自以為如此的事當成真事寫了，但絕沒有把明知假的寫成真的。我如實地描繪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是可鄙可惡絕不隱瞞，是善良寬厚高尚也不遮掩：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內心暴露出來了。上帝啊，把我的無數同類招到我周圍來吧，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讓他們為我的醜惡而歎息，讓他們為我的可鄙而羞愧。讓他們每一個人也以同樣的真誠把自己的內心呈現在你的寶座前麵，然後，看有誰敢於對你說：‘我比那人要好！’”
在已經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懺悔者中，韋君宜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她說：“盧梭的《懺悔錄》，記錄了他平生見不得人的事情，有損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如果盡情去寫，寫寫這些年都搞了些什麼運動，寫了些什麼文章，那真要清夜捫心，不能入睡了。……十年內亂，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應該把自己的懺悔拿出來給人看看，不必那麼掩飾吧。我這麼想的。”1000但真正使她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經曆的曆次運動給我們的黨、國家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同時，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1001
周揚也“在懺悔了”。他向許多他以前無情批判過的文藝界的“朋友”，真誠道歉，做報告時，流著眼淚明確地說，以前由於他的緣故，讓“很多好同誌受了苦，我對不起大家……”。他開始“把自己的內心拿出來與朋友相見了。”因而，人們“都同情了周揚，諒解了說真話的周揚。”1002
不過，還是有許多人的“懺悔”，正如許紀霖所分析的，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經常以一種甚為得體的謙遜方式論證著自我形象的合理性甚或完美性。即使有了難堪的過失，也習慣地歸咎於‘不可抗拒’的客觀因素，仿佛自身就沒有一丁點道德責任。當然，有些人也不乏痛苦的懺悔，良心的審判，然而審判的結局……他們的靈魂不是在反省中得到洗滌、淨化和升華，而是自我開脫、自我安慰和自我諒解！當人生的挫折和內心的焦慮使他們寢食難安時，他們很少……直麵人生，直麵自我，在與外界黑暗與內心醜陋的搏鬥中開拓出新的精神意境；相反地，卻常常求助於自我調適的心理防禦機製，或為壓抑（抑製‘本我’的能量衝動）、或為幻想（在白日夢中得到虛幻的滿足）、或為文飾（為醜陋的‘非我’形象辯白）、或為補償（以學術中自我的光彩慰藉政治上墮落的自我）……”1003
難道這真的是因為，“我們正處在由政治來決定生死命運的大悲劇的時代，這才是真正時代的死結。這一死結在當前是否已經解開，我希望每一個人以平旦之氣，麵對現實問題，一樣一樣的切實去想。吳稚暉先生，是這一代的大聰明人。他的遺囑要把自己的骨灰拋入海底，我覺得這是象征著他對人類前途無限的悲哀，但我不願說這就是象征著我們知識分子最後的命運。”1004
至少，目前我們所能做的，還可以如徐複觀所說：“培養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的文化，使每一個人隻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對自己的知識負責，對客觀問題的是非得失負責，使人人兩腳站穩地下，從下向上伸長，而不要兩腳倒懸，從空吊下，則人心自轉，局勢自變。”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