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曆史學家屈維廉認為：“一件曆史事件不能從它的背景下孤立出來，正如蔥不能從它的外皮下脫離出來一樣，因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許多背景的組合，其中沒有一件將會再度發生。”他進而指出：“史實的搜集，對於發生了什麼事件的證據的檢驗，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科學的，但是對於那些事件的因果的發現卻並不是如此。甚至在研究一件有關的史實都比較清楚的事件（如像法國大革命的那些史實）的時候，也不可能正確地考察二千五百萬不同的人的心理狀態，因為這兩千五百萬人--除了幾百或幾千人外--的生命和動機都被埋葬在為人完全遺忘的黑夜裏了。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夠對法國革命的原因作一個完整的或全部真實的敘述。”1006
美國曆史學家巴恩斯在《論新史學》一文中指出：“我們不但必須承認，政治舞台完全不足以建築全部的曆史大廈；而且還必須承認，任何單獨一種的曆史事實都不足以充當組織曆史材料的基礎。曆史的因果律不是隻用一把鑰匙就能打開的。有的時候，某一個或某另一個因素可能上升到極端重要的地位，但是，沒有任何單一的‘原因’或‘影響’，能夠貫穿全部人類曆史。”1007
因而，認識和研究曆史的人與事，勢必要沿著曆史的河流追本溯源。僅舉一個小例，不要說生於70、80年代的人，就是作為生於60年代，還算“僥幸”趕上了個“文革”尾巴的我來說，在采寫恩師蕭乾的口述自傳《風雨平生》的過程中，常被他所敘述的往事驚得目瞪口呆，感到難以置信。可它確實是才剛發生並不太久遠的曆史。例如，蕭乾在提到1952年以整資本家為目的的“三反”運動時，感歎當時就已經是“隻準落井下石，沒有人敢或肯替誰說句話--倘若有，那就是物以類聚，一並處理。上邊，不湊足數目絕不收兵。下邊，存在著一種古怪的幸災樂禍心理：從旁人的罹難中得到安全感，甚至快感。”1008
事實上，這種“國民劣根性”，也正是導致知識分子在循環往複地陷入“貓捉老鼠”遊戲的根源之一。“三十多年，在階級鬥爭中，人好像非貓即鼠。一匹正在張牙舞爪、不可一世的貓，隻要有人喊上一聲‘他是老鼠’，那人就一下子變成了縮起脖頸的老鼠。有時，老鼠也會搖身一變而成為一隻氣勢洶洶的貓，而且比一般的貓牙呲得更長更咋呼。”在這樣的生存的環境下，誰不“巴望能逃到一個無貓無鼠的世界去當一個非貓非鼠的動物。”可現實不是真空，當你正做著桃源夢，便會“突然發現自己竟變成了一隻人人喊打的老鼠，大口大口的唾沫從四麵八方”“啐來”，“還伴隨著咒罵，有尖聲尖氣的，也有暴跳如雷的。”甚至你連承認自己是老鼠的資格都被剝奪了。這就涉及到了“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貓與鼠的問題。”1009
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認為，“就其實質來說，反右派鬥爭給極左的無限膨脹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預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當時，被批鬥的右派也沒有被戴上紙帽子遊街示眾，但究其運動本質，是1966年‘文革’的起步。1010”
因而，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曆史重演’，不應當隻是一句空話。要是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麵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麵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隻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製止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巴金怎麼能忘掉那“血淋淋的魔影”，“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廢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所以，“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過去’，才能作‘未來’的主人。”1011
但蕭乾覺得，“不能設文革博物館，可以理解。第一張大字報的難度就不好逾越。然而可不可以認真總結一下導致十年災難的諸種曆史因素？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難道就怕抖落一下往日所吃之虧，所上之當？那結論對亞洲，對世界，也將是一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在這方麵畏畏葸葸，裹足不前，到二十一世紀又怎能闊步前進！”1012
蕭乾在評價巴金時說過：“巴金是一個善良人，一個誠實、不善於講假話的人。當這樣一個人為了應付環境而不得不去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時，他內心怎麼能不痛苦呢？今天，他本來也可以往當時的政策推，往時代的要求推，自己滿可以心安理得。因為既然旁人都處之泰然，他又何必這樣把自己的內疚公開出來呢？這並不會是受歡迎的事。也正因為如此，盡管《隨想錄》、《真話集》問世已十餘年了，而且已經印了若幹版，但作者至今卻依然處於‘孤掌難鳴’的境地。說真話不但並未形成風氣，甚至往往還有些犯忌。”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