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到19世紀，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這是發生工業革命和進入新的世界秩序的一個時期。此前的世界，是一個不同種族由於空間距離而彼此敬畏、不同價值觀共存的多元化世界；此後的世界，逐漸進入了一個用技術與工具作為價值坐標的一元化世界，人們開始用技術與資金、武器與權力來劃分先進與落後、文明與野蠻。此前的世界，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世界；此後的世界，城市占有了最發達的生產力，聚集了更多的人口。而這期間，中國經曆了明末清初後的城市重建與發展。
（一）明末清初的城市重建在城市發展史中的重大意義
在17世紀中葉，整個世界城市發展都麵臨著重大的挑戰，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大規模重建都發生在此時期。17世紀的荷蘭阿姆斯特丹，由城市管理部門製定城市擴建計劃並在其協調管理下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17世紀至18世紀的巴黎，隨著皇室力量的強大，用皇室雄偉的設施來控製、重建城市。值得一提的是17世紀下半葉倫敦的重建，1666年特大規模火災導致城市毀於一旦，大部分城區與一半以上城郊被破壞，倫敦有可能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重新建造，但是，此時英國的君主政體剛剛得以鞏固，既沒有權威也沒有能力實施克裏斯托弗等建築家們提出的優秀設計方案，倫敦的重建是在政府的法律約束下，地產所有者們各自通過各種投資方式建成的雜亂無章 的城市。事實上，倫敦是第一座資產階級城市，其結構和形式不再通過政府廣泛的建築活動而形成。城市也不再由少數統治者所決定、控製，而體現出眾多的個人積極性。重建後的倫敦在18世紀末已有100萬人口，而1851年達到250萬。
17世紀後在中國發生的重建與此時在西方開始的城市建設麵臨不同的背景。西方的城市建設是在工業革命快速發展導致城市失序的前提下，開始的城市建設。中國的城市建設則是在完善舊的政治經濟秩序、鞏固新的異族政權的前提下開始了城市重建。城市重建的目的雖不同，但東、西方都以各自的方式實現了目標。17至18世紀的西方城市在重建過程中總結出了科學的城市管理與規劃理論與方法。而此間中國城市以恢複為目標的城市重建也達到了其目的。
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結構與秩序在這些城市重建中更為清晰地顯現出來，倫敦重建中，資產階級力量發展出了新的城市物質狀態，中國地方城市的重建中，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社會政治網絡也得以重建鞏固。清初後的地方城市重建清晰地表明，17世紀以來，中國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局限在舊的社會秩序下，與明代城市保持著更多的連續性。城市發展的方向在17世紀的東西方已經涇渭分明，走向不同的道路。中國城市沒有在重建中找出新的道路。我們繼續停留在舊的體係中，沿著原有的慣性在運作，此刻的城市重建意味著中國在世界變化格局中的走向。
但是即使如此，明末清初的城市重建所體現出的中國城市的基本原則與價值體係使我們加深了對地方社會理解，進一步認識到城市作為中央政權深入地方社會的統治中心是傳統城市的重要功能。同時，在重建中，新政權解決了舊政權存在的一些問題，隨著地方城市經濟的繁榮，一些地方城市在重建中表現出更多的活力。
（二）城市的物質特性與城市內容
本書所關心的是城市形成它們各自的相貌的原因及過程，因此研究焦距在作為意義載體的物質形式上。因為“建築的意義最終總是存在於曆史和文化關係當中的”。城市是由建築和人組成的場所，正如凱文·林奇所說：“城市的形式，它們的實際功能以及人賦予城市的思想和價值共同造就出一種奇跡。”城市必竟是在物質空間中生存的，作為城市研究者，也應該是物質狀態的記錄者。
目前，研究城市的社會曆史學者的研究中常常缺乏對城市物質結構的闡釋。而與此同時，城市規劃與建築的研究者對城市物質狀態更多地從其抽象的形式或者行為學等角度去解釋和理解。
城市物質建設有著特有的慣性或連續性，在城市社會性質、社會生活沒有發展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城市物質狀態會延續一定的傳統，保持連續性的發展。城市史研究者劉易斯·芒福德多次提到，城市的物質外殼像一個容器，而其中所進行的豐富的城市生活被包容在城市物質外層之內。研究城市的物質外殼，也就必須要研究其中的社會生活，我們的物質環境是我們所處社會的直接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