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葡萄樹
母親住在一樓，後麵有一個很大的院子。母親在院子裏養了幾隻雞，還種了一棵葡萄樹，葡萄樹藤狀的枝蔓由一個高大的木架支撐起來，如同一張綠色的大網，籠罩了大半個院子。葡萄架下的空間也被母親充分利用起來，這裏是她給雞們鍘菜、拌食料的地方，靠牆處還堆放了許多雜物。我曾動員母親將雜物中一些太破舊的東西扔掉，可她總舍不得。
因為葡萄樹不耐寒，又是果樹中天生的“小兒麻痹患者”——不能像蘋果樹那樣站立起來，母親侍弄葡萄樹自然要花費許多精力。比如每年在天冷以前，必須將葡萄蔓從支架上慢慢取下，然後盤起來埋到土裏過冬，這樣才不至於被凍死。由於這棵葡萄樹結的葡萄不怎麼甜，顆粒又小，呈紫色，我多次勸母親放棄栽種它，說想吃葡萄可以到市場買，而且一年四季都能買到。可母親說，葡萄樹栽種多年了，挖掉它太可惜，即便不結葡萄，到了天熱時還能乘個涼。
有一年秋季，大約是10月中旬的一天，母親給我打電話說，她這些天身體不太好，讓我回去把葡萄蔓從支架上取下埋好，以確保過冬。當天下午我就去了母親家，才得知她患了重感冒，已在床上躺了兩天，床邊的櫃子上擺滿藥包。看到母親憔悴的樣子，我頓生愧意，心裏翻騰起許多酸楚。
說起來，母親的經曆頗為坎坷。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之際，一場“下放”浪潮，將母親和我們弟兄仨拋回到陝西農村老家，以葡萄樹的方式紮根於故鄉貧困但溫暖的泥土中，頑強地生存。
環境能夠改變人。回到農村不久，性格潑辣的母親就當上生產隊的婦女隊長。每天，雞叫頭遍她就起來了，先透旺昨晚封的爐子，往上麵擱放一盆豬食，當掃完前後院子並喂了雞，盆裏的豬食已冒開熱氣，她用右手食指試了試豬食的溫度，覺著剛合適，就端到後院的豬圈倒進食槽裏。豬的“早餐”頓頓不誤，而母親拉上架子車出門時，不過是從爐子旁側的洞洞裏摸出一個幹饃帶上而已。
村裏人都砌這樣的土爐子，表皮用泥糊得光光的，主要是給豬煮食、燒開水用，有時也用它熬玉米粥。爐子一側專門做了一個小方洞，晚上臨睡前在裏麵塞幾個黃麵饃，第二天早上摸出已烤得黃橙橙的，咬在嘴裏一片脆響。這幹饃或剩飯便是村裏人的一頓早餐。我正睡著，總能聽見母親的吆喝回蕩於村子上空，時近時遠，這是她在喚婦女們上工。男隊長的吆喝比她晚幾分鍾。
記得有一次，我惹母親生了很大的氣。正值麥收季節，母親她們兩人一幫用架子車從地裏往曬場拉運麥子，一連幾天累得腰酸腿疼。一天中午，她抽空回來做飯時，發現水缸底朝天了，當時哥哥還未放學回來，弟弟尚小，便“貓——貓——”地喚我幫她到村頭去抬水。平時，她總一個人去擔水。因實在累得不行，就想讓我幫她抬一桶水先用。當時我正和村裏的娃們在鄰居家門口鬥蛐蛐，因我逮的幾隻蛐蛐，大半被對方的蛐蛐咬敗，正氣惱著，便置母親的吆喊於不顧。母親一手提桶，一手拿著木棍來找我。我看她來了，竟拔腿就跑，母親也正在氣頭上，拿了木棍追趕我，眼看追上了，我還在跑，母親一氣之下，就將木棍向我扔過來，斜飛而來的木棍，打在我右眼眉骨處，頓時血流了出來。我哇哇大哭起來，母親趕忙把我摟在懷裏，一邊喊說誰讓你不聽話，一邊掏出手帕捂住傷口，而我倔強地不讓母親管，母親急了，強行把我往醫療所拉，我掙紮著，母親就哭著說，我娃聽話，是媽不好，媽不該打你。我看母親哭了，才隨她到醫療所去包紮了傷口。事後母親說，你這娃咋這麼強呢！咋這麼不懂事呢！
是啊，那時，我太不懂事，不知道體諒母親的難處，難怪母親總愛說這句話：“娘的心長在兒身上，兒的心長在石頭上。”
10年後，母親帶著我們返回甘肅，從此就丟掉工作。為了維持生計，她當了臨時工，在父親單位燒鍋爐，一張寫滿疲憊的臉被彌漫的濃煙和噴濺的火舌烤成黑紅顏色。
我原以為自己參加工作後，就會減輕壓在母親肩上的生活重擔，可並不是這樣的。上世紀90年代， 經商風刮起的時候，母親又“下海”了，她駕駛鋼絲床的船，駛進那片艱難多於收獲的“海域”，掛起從西安調來的服裝，像升起一麵麵彩色的帆，為家裏捕撈幾尾僅可充饑的“魚蝦”。
母親也真命苦。妻子生下孩子剛一周時間，忽得急症住進醫院，她又不得不接過嗷嗷待哺的孩子，替兒媳把“月子”坐完。從這以後，小家夥就“粘”在母親身上，寸步不願離開，晚上也要和母親睡在一起。夜間，她時而給孩子喂牛奶，時而端尿，沒有睡過安穩覺。
妻子出院後，母親又出外擺攤，披星戴月。一天中午，我實在不忍心她靠吃幹饃充饑，買了碗麵端去。她吃了，卻嘮叨個沒完：“今天沒掙一分錢，還花錢！”
家裏的生活逐漸好轉後，母親卻得了膽囊炎。患這種病是要忌口的。她的飲食依然很簡單。平時我們看望她時，她總要炒一桌好吃的菜，可她隻吃素食，而把雞鴨魚肉不時地往兒子、兒媳和孫子的碗裏夾，說，你們好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