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趙老師不僅是一位碩果累累的作家,還是一位資深媒體人,我們現在很想知道——媒體經曆對文學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一直不算是文學圈裏的人,我隻是在文學圈外一個徘徊的人,對文字一直抱有很大的夢想,也喜歡文字這種創造、深入、自由,並且不墨守成規的方式。可以說,在文學中,我找到了一種最佳的生存方式。從總體上說,我喜歡的就是目前這種與文學若即若離的關係。可以說,從組織上太接近了,反而會遠離文字,因為有各種各樣的事務和派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謂的文學圈子,反而離文學很遠,離社會很近。我覺得我當下的狀態最好,離文學圈很遠,離文學卻很近,跟文學是一種單純的關係。打一個比喻來說,現在的我,與文學,是一種“夢中情人”的關係,我愛著她,她愛著我,就足夠了,既然愛著,就不一定非得結婚不可,一結婚,反而是社會的了,就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情,七大姑八大姨之類的。我一直說,我是為自己的內心而寫作,不是為了功利,也不是為了榮譽,這樣的狀態,比較符合我的初衷。
從職業上來說,我當然算是一個新聞人,一個媒體從業者。這樣的身份,決定了我的寫作和研究隻能在業餘時間進行,我不得不經常性地“搖身一變”,從媒體的操作者和管理者進入到寫作者的角色。從另一方麵來說,任何事情都是有著關聯的,我的新聞人的身份與寫作者的身份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新聞者的身份讓我更直接、也能更前沿接觸到這個世界;而寫作,又無形地將我與這個世界拉開一點距離,使我用一種更從容和更冷靜的方式去觀察和思考這個世界。我覺得這樣的感覺很好。
當然,從時間上來說,一個新聞人,肯定是有著大量瑣屑的事務的,這也沒辦法,身在這個行業,你必須將你的工作做好。不僅僅是對於讀者,而且,現在的報紙還有著市場的壓力。所以,對於我來說,寫作實際上是業餘時間整理自己、盤整自己的一個方式。慶幸的是我所在的報紙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這也為我的寫作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業餘時間裏,我沒有什麼其他愛好。就是看看書、看看碟、寫寫東西,有時候跟朋友們喝喝酒。可以說,我是在別人打牌、打麻將的時間裏,進行的寫作。至少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這樣的狀態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而且,從個人來說,我也不想更多地進入純粹的文學圈,一個圈子就像一個胡同,完全地進去了,有時候反而有一種弊端。比較而言,我還是喜歡這種票友的感覺,喜歡這種“玩的就是心跳”的狀態。
你剛才說你平時花了很長時間看碟,我們知道你曾經出過一本電影隨筆集《夜蘭花》,這本書在圈內有一定影響。您作為一個作家,為什麼要寫一本電影隨筆?
我說過我這一輩子一個很大的愛好就是看電影。當然,是看碟片,看盜版碟。可以說,我看了成千上萬的盜版碟。在這些碟片中,有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電影。這是我這一輩子最值得慶幸的一件事。電影給我的啟迪最為直接,我看過很多外國書,文學的、哲學的、藝術的,這些書都是經過翻譯的,在翻譯中,實際上丟失了很多東西。而看碟片,卻不存在著這樣的丟失,而且,電影給我帶來的是全方位的影響,它不僅僅是形式和表現手法上的,還有世界觀上的、哲學上的,甚至還有情趣和穿衣打扮上的。可以說,看了二十多年的外國電影,影響是全方位的,它給了我全方位的感悟。因為書畢竟是單向的,是借助於語言的,而電影卻是立體的,是廣大的,同時也是細微的。可以這樣說,電影曾經使我生活在全世界。雖然我這一輩子經曆的不是太多,人生比較平淡,但在電影中,我已經活過了無數人的人生。我曾比喻說,我就像站在一條大河邊的小孩,然後,看千帆掠過,每一艘船上,都載著一個人生故事,我的眼中看遍了光怪陸離的世界。它讓我對於這個世界有著一種最豐富最全麵也最深入的認識。
看各種各樣的外國優秀電影,還使我明白了,什麼才是文學和藝術最好的題材。電影告訴我,文學和藝術表現的永恒題材,就是人本身。好的小說和電影,其實都是在反映人,反映人在各種狀態下的活動,反映人的變異和內心拓展。很多好的電影,都可以說是發生在人性邊緣的故事,闡述的是人性邊緣的憂傷,它所具有的,是對於人類的“大關懷”,是悲憫的凝視。這些,才應該是文學和藝術的永恒主題。
《夜蘭花》是我的第一本電影隨筆集,是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的。寫作《夜蘭花》實際上是2000年到2003年,當時,因為事務繁忙,我寫不了其他的東西,隻能將我看電影過程中的一些感受記錄下來。受一些報刊的約請,開了好幾個專欄,影響還很大,我本人,就收到了很多讀者來信,然後,承蒙安徽文藝出版社的厚愛,就有了《夜蘭花》。它的誕生非常富有機緣,一個人從自己的愛好中“修成正果”,可以說,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它是一個機緣,就像一朵花的自然生長,含苞,吐蕊,然後開放的過程。
我現在正從事第二本電影隨筆集的撰寫,這一本是上海遠東出版社的,我在這裏做一個小小的廣告,書名叫《蝶影抄》。這同樣也是我在看電影過程中的一些隨感,我說過寫作就是發現,這些電影隨筆就是我在看電影過程中的發現,我將它們記錄下來,就成了文章。
我們了解到,您最早的寫作,是從小說和散文開始的,但是後來您卻轉向文化散文寫作甚至是學術研究,這是為什麼呢?
的確是這樣,在最初的寫作中,我是寫小說的,我喜歡小說這種形式,也想借助小說這種形式來表達我對於世界的認識。一開始,散文隻是寫小說之餘的副產品。我一直以為我的小說第一,散文第二,其他的形式寫作第三。但後來由於工作性質的改變,我加入了一家都市報,這使得我幾乎沒有整塊時間寫作。這樣的狀況對於寫作長篇小說或者中篇小說來說是可怕的。於是我不得不將主要精力轉移到散文寫作上來。因為散文寫作可以寫一點放一下,有時間再拾起來重寫。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對當代小說的創作感到不太滿意,我總覺得現在的小說算是走入一個誤區,那些所謂的小說實際上隻是在寫一個又一個惡俗的故事,缺乏對人的關注和人性的探尋。現在的小說,由於受各種各樣的限製,很多都缺乏美,缺乏沉靜,缺乏想象力和深刻的內涵,因而也沒有什麼大氣而深遠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停留在技術層麵上,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突破,真正的好的東西很難露出頭來。
您的第一本小說集《與眼鏡蛇同行》裏,像《叟》、《與眼鏡蛇同行》這樣的小說堪稱經典,能談談您當年的小說創作體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