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趙老師不僅是一位碩果累累的作家，還是一位資深媒體人，我們現在很想知道——媒體經曆對文學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一直不算是文學圈裏的人，我隻是在文學圈外一個徘徊的人，對文字一直抱有很大的夢想，也喜歡文字這種創造、深入、自由，並且不墨守成規的方式。可以說，在文學中，我找到了一種最佳的生存方式。從總體上說，我喜歡的就是目前這種與文學若即若離的關係。可以說，從組織上太接近了，反而會遠離文字，因為有各種各樣的事務和派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謂的文學圈子，反而離文學很遠，離社會很近。我覺得我當下的狀態最好，離文學圈很遠，離文學卻很近，跟文學是一種單純的關係。打一個比喻來說，現在的我，與文學，是一種“夢中情人”的關係，我愛著她，她愛著我，就足夠了，既然愛著，就不一定非得結婚不可，一結婚，反而是社會的了，就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情，七大姑八大姨之類的。我一直說，我是為自己的內心而寫作，不是為了功利，也不是為了榮譽，這樣的狀態，比較符合我的初衷。
從職業上來說，我當然算是一個新聞人，一個媒體從業者。這樣的身份，決定了我的寫作和研究隻能在業餘時間進行，我不得不經常性地“搖身一變”，從媒體的操作者和管理者進入到寫作者的角色。從另一方麵來說，任何事情都是有著關聯的，我的新聞人的身份與寫作者的身份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新聞者的身份讓我更直接、也能更前沿接觸到這個世界；而寫作，又無形地將我與這個世界拉開一點距離，使我用一種更從容和更冷靜的方式去觀察和思考這個世界。我覺得這樣的感覺很好。
當然，從時間上來說，一個新聞人，肯定是有著大量瑣屑的事務的，這也沒辦法，身在這個行業，你必須將你的工作做好。不僅僅是對於讀者，而且，現在的報紙還有著市場的壓力。所以，對於我來說，寫作實際上是業餘時間整理自己、盤整自己的一個方式。慶幸的是我所在的報紙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這也為我的寫作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業餘時間裏，我沒有什麼其他愛好。就是看看書、看看碟、寫寫東西，有時候跟朋友們喝喝酒。可以說，我是在別人打牌、打麻將的時間裏，進行的寫作。至少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這樣的狀態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而且，從個人來說，我也不想更多地進入純粹的文學圈，一個圈子就像一個胡同，完全地進去了，有時候反而有一種弊端。比較而言，我還是喜歡這種票友的感覺，喜歡這種“玩的就是心跳”的狀態。
你剛才說你平時花了很長時間看碟，我們知道你曾經出過一本電影隨筆集《夜蘭花》，這本書在圈內有一定影響。您作為一個作家，為什麼要寫一本電影隨筆？
我說過我這一輩子一個很大的愛好就是看電影。當然，是看碟片，看盜版碟。可以說，我看了成千上萬的盜版碟。在這些碟片中，有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電影。這是我這一輩子最值得慶幸的一件事。電影給我的啟迪最為直接，我看過很多外國書，文學的、哲學的、藝術的，這些書都是經過翻譯的，在翻譯中，實際上丟失了很多東西。而看碟片，卻不存在著這樣的丟失，而且，電影給我帶來的是全方位的影響，它不僅僅是形式和表現手法上的，還有世界觀上的、哲學上的，甚至還有情趣和穿衣打扮上的。可以說，看了二十多年的外國電影，影響是全方位的，它給了我全方位的感悟。因為書畢竟是單向的，是借助於語言的，而電影卻是立體的，是廣大的，同時也是細微的。可以這樣說，電影曾經使我生活在全世界。雖然我這一輩子經曆的不是太多，人生比較平淡，但在電影中，我已經活過了無數人的人生。我曾比喻說，我就像站在一條大河邊的小孩，然後，看千帆掠過，每一艘船上，都載著一個人生故事，我的眼中看遍了光怪陸離的世界。它讓我對於這個世界有著一種最豐富最全麵也最深入的認識。
看各種各樣的外國優秀電影，還使我明白了，什麼才是文學和藝術最好的題材。電影告訴我，文學和藝術表現的永恒題材，就是人本身。好的小說和電影，其實都是在反映人，反映人在各種狀態下的活動，反映人的變異和內心拓展。很多好的電影，都可以說是發生在人性邊緣的故事，闡述的是人性邊緣的憂傷，它所具有的，是對於人類的“大關懷”，是悲憫的凝視。這些，才應該是文學和藝術的永恒主題。
《夜蘭花》是我的第一本電影隨筆集，是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的。寫作《夜蘭花》實際上是2000年到2003年，當時，因為事務繁忙，我寫不了其他的東西，隻能將我看電影過程中的一些感受記錄下來。受一些報刊的約請，開了好幾個專欄，影響還很大，我本人，就收到了很多讀者來信，然後，承蒙安徽文藝出版社的厚愛，就有了《夜蘭花》。它的誕生非常富有機緣，一個人從自己的愛好中“修成正果”，可以說，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它是一個機緣，就像一朵花的自然生長，含苞，吐蕊，然後開放的過程。
我現在正從事第二本電影隨筆集的撰寫，這一本是上海遠東出版社的，我在這裏做一個小小的廣告，書名叫《蝶影抄》。這同樣也是我在看電影過程中的一些隨感，我說過寫作就是發現，這些電影隨筆就是我在看電影過程中的發現，我將它們記錄下來，就成了文章。
我們了解到，您最早的寫作，是從小說和散文開始的，但是後來您卻轉向文化散文寫作甚至是學術研究，這是為什麼呢？
的確是這樣，在最初的寫作中，我是寫小說的，我喜歡小說這種形式，也想借助小說這種形式來表達我對於世界的認識。一開始，散文隻是寫小說之餘的副產品。我一直以為我的小說第一，散文第二，其他的形式寫作第三。但後來由於工作性質的改變，我加入了一家都市報，這使得我幾乎沒有整塊時間寫作。這樣的狀況對於寫作長篇小說或者中篇小說來說是可怕的。於是我不得不將主要精力轉移到散文寫作上來。因為散文寫作可以寫一點放一下，有時間再拾起來重寫。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對當代小說的創作感到不太滿意，我總覺得現在的小說算是走入一個誤區，那些所謂的小說實際上隻是在寫一個又一個惡俗的故事，缺乏對人的關注和人性的探尋。現在的小說，由於受各種各樣的限製，很多都缺乏美，缺乏沉靜，缺乏想象力和深刻的內涵，因而也沒有什麼大氣而深遠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停留在技術層麵上，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突破，真正的好的東西很難露出頭來。
您的第一本小說集《與眼鏡蛇同行》裏，像《叟》、《與眼鏡蛇同行》這樣的小說堪稱經典，能談談您當年的小說創作體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