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賀杜潤生同誌百年誕辰有感/王鬱昭
我是在中國農村改革開始後才認識杜潤生的。當時我在安徽滁縣地委工作，所以我隻能結合安徽省的實際，對中國改革首先從農村突破說起。
一、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
鄧小平說，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又是從安徽開始的，萬裏是有功的。
1977年6月，因“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捂了8個月的蓋子，中央采取果斷措施，改組安徽省委領導班子，萬裏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他到安徽後，一方麵領導全省人民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一方麵恢複生產，把安徽的農業搞上去。他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已經解放30年了，安徽農村還是那樣窮，農民生活還是那樣苦時，他流了淚。他在調查研究中總結各地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的基礎上，開始起草了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省委六條”）。萬裏說：“最重要的生產力是人，沒有人的積極性，一切無從談起。”“調動人的積極性要靠政策，隻要政策對了頭……群眾就會積極起來，農業就會上得快。”他提出：“我們是一條方針——以生產為中心，一個規定——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
“省委六條”，經過反複討論修改正式公布後，全省廣大幹部熱烈擁護，拍手稱快，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為此，《人民日報》於1978年2月3日，發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的文章，並加編者按：“中共安徽省委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邊破邊立，把認真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當作頭等大事來抓。省委第一書記親自動手，省委負責同誌深入實際，就當前農村迫切需要解決的政策問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經過三個多月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調查、醞釀討論，產生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安徽省委這樣深入實際，注意調查研究……是恢複和發揚黨的優秀傳統和作風的一個好榜樣”。安徽“省委六條”是一份具有曆史意義的文件，它是清除“四人幫”極左流毒、撥亂反正的重要成果，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重要信號。鄧小平同誌曾多次向有關省的領導講到安徽的六條。從此拉開了中國改革從農村突破的序幕。
在貫徹“省委六條”的過程中，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的情況下，安徽省廣大農民衝破了“兩個凡是”和各種“左”的禁錮，創造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等多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製，萬裏冒著巨大風險和種種壓力，對農民的創造滿腔熱情地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1980年1月3日，安徽省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會議開始時萬裏說：“鄧副主席講了，80年代是關鍵的年代。今年一開始我們就研究農業，要把農業搞上去。農業問題主要討論三條：第一條是政策，核心是責任製，實行按勞分配。第二條是規劃，要因地製宜。第三條是普及科學種田，大力培養幹部。”他號召大家解放思想，認真研究一下政策問題，提高對責任製的認識。
經過幾天的討論和大會發言，1月11日，萬裏對大會作了總結，他同意為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報上“戶口”。他說：“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不是分田單幹，分田單幹不等於資本主義。問題是孩子已生下來了……你不給他報戶口行嗎？”“承認它也是責任製的一種形式，”“我們隻能同意，批準！為什麼責難那麼多？我不同意這種態度，一年、二年、三年都可以，使農民富起來。”
萬裏的總結講話，經《安徽日報》、省廣播電台電視台發布後，像春風一樣吹遍了江淮大地，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迅速在全省推開。
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雖然經萬裏批準報上了戶口，但這隻是地方戶口，隻能在安徽通行。
二、杜潤生是在中央文件上為農業大包幹列上戶頭的重要人物之一
1980年2月，萬裏離開安徽到中央工作，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但正在此時情況突然發生變化，圍繞大包幹到戶的爭論又在安徽乃至全國展開。一場新的風暴再次襲來。
1980年3月底，新上任的安徽省委領導同誌，一反常態，反對包產到戶，妄圖把萬裏批準為大包幹報上的戶口取消。他在北京聽了個別領導人說：“包產到戶不是我們的大方向”的話以後，回到安徽就急急忙忙地連續召開了四次會議，對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責任製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首先給包產到戶扣上了“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和隻顧眼前利益的“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大帽子，並說“縣以上領導幹部頭腦要清醒”。接著又批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姓“資”不姓“社”，是單幹，是資本主義複辟，並對那些寫文章宣傳包產到戶的記者威脅說：“早晚要算他們的賬！”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講話了。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說：“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鄧小平講話後，省裏那位負責人，不再明顯反對包產到戶，卻集中反對大包幹到戶。他說，包產到戶還可以，因為還堅持五統一，堅持統一分配，大包幹到戶是“兩包一腳蹬”，對農民就會失去控製。
本來安徽省的形勢很好，人心穩定，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但經過這樣一搞，搞得人心惶惶不安，有的地方開始下令禁止搞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對春耕生產極其不利。
1980年6月19日，趙紫陽給萬裏並轉胡耀邦一封信。信中說：“在包產到戶問題上，有的在繼續擴大，有的立即糾正，致使這些地方人心不安。為了不失時機把今年農業生產抓好，我認為當前對生產責任製各種形式，應當穩定下來為好……不要變來變去，錯過農時。”信中還說：“根據鄧小平同誌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指示，需要組織農業部門和理論工作者相結合，深入不同類型地區和社隊，對包產到戶問題作一些比較深入的調查和分析，爭取在今年秋後能夠形成一個中央文件，有個統一的明確的說法，有領導地解決這個問題。”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專門討論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
據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製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一書所述：這時王任重已調任中宣部部長，改由萬裏兼國家農委主任。會議的準備工作由國家農委負責，會議的文件由農委副主任杜潤生負責，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先起草一份“代擬稿”，提交會議討論。在這個“代擬稿”的基礎上經過會議認真討論，最終形成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即中央1980年75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