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雖然也發生了“陽光道與獨木橋”的激烈爭論，但由於鄧小平同誌講話了，他一言興邦，撥開了迷霧，為中國農村改革指明了航向，終於在農委起草的“代擬稿”的基礎上達成了共識。
這份文件提出：“為了有利於工作，有利於生產，從政策上作出相應的規定是必要的，對於包產到戶應當區別不同地區、不同社隊，采取不同的方針。”文件最高明的一點是強調“要從實際出發，因地製宜，分散決策，可以包產到組，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即著名的三個“可以……可以……也可以”。文件指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窮落後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生產有所發展，現行的生產責任製群眾滿意或經過改進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這些地方……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如果群眾不要求改變，就應當允許繼續實行。”同時，文件規定：“上述不同地區如何劃分，由各省、市、自治區認真調查研究，按當地社隊的狀況確定。”所以有人稱讚說這個文件提出的三個“可以……可以……也可以”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循序漸進的規律，容易為大家所接受，從而推動農村改革迅速向縱深發展。但文件中還隻是說：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隻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的，意思是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是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從鄧小平的談話和75號文件的誕生，包產到戶、大包幹到戶責任製，不再是姓“資”而是姓“社”了，它終於被中央正式認可了，並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合法的地位，被正式列上了一個戶頭。杜潤生在這個問題上是有貢獻的。
三、中央五個一號文件是在杜潤生領導下起草的
中央五個一號文件是在杜潤生領導下起草的，五個一號文件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路線圖。
杜潤生領導下的國家農委和中央農研室（1983年農委撤銷，成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作風民主，學風很正。杜潤生尊重實際，實事求是。每一年都圍繞著農村實際存在的問題，選擇一些重點課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中央和國務院提供一份或幾份有關重大決策的文件，如中央75號文件以及中央五個一號文件。這些都是在杜潤生領導下起草，經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審查批準後發表的。特別是中央五個一號文件的發表，深受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的擁護，中央農研室的社會公信度不斷提高。
1981年8月19日，我應國家農委的邀請，參加中央關於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文件的起草工作，曆時20天。這次起草工作是在杜潤生領導下進行的，這是我和他第一次的直接接觸。
我意想不到的是他雖然是黨和國家赫赫有名的農村問題專家、領導幹部，但作風民主，沒有半點架子。他說明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後，提出：文件究竟要寫些什麼內容，要充分反映農村改革的現實和存在的問題以及農民的迫切要求，對這些問題和要求怎樣解決等，希望大家討論提出意見。你們當中有的來自基層，有的是地委書記，有的是省市農委負責人，可以把你們的想法首先彙報一下，彙報時請國家有關部門的領導同誌參加。然後再集中討論文件的框架和提綱。提綱確定後，再分組起草，最後由農委負責統稿形成初稿，再進行分組討論，經反複修改，最後定稿，報中央審批。他要求大家充分發揚民主，暢所欲言，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可以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真正做到集思廣益。我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感覺很親切，心情很舒暢。
經過一周多時間的討論，最後終於形成了文件的框架和提綱。接著又分組分別進行起草工作，然後由農委寫作班子統稿形成初稿，再經大家討論修改後上報中央審批。這20天的工作，使我從中學習了很多新東西，特別是在工作作風和思想方法方麵，受益匪淺。
10月5～21日，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萬裏到會講了話，他說：“農業戰線的形勢國內國外都說好，胡耀邦同誌評價很高，說是‘一馬當先、方興未艾’。農業的好形勢是怎樣得來的？是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采取一係列撥亂反正的措施，在農業政策上作了一係列重大調整的結果。”“經過三年的撥亂反正，特別是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的落實，出現了很多新的情況、新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分析、研究、總結，在這個基礎上，引導農民進一步解放思想，創造新的經驗，向新的階段發展。耀邦同誌倡議，再搞個文件。農委已經準備兩個多月了，起草過程還邀請了一些地委書記到北京參加討論。”這個文件又經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半個多月的討論，最後終於形成了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號文件。文件公布後，全國上下反響強烈，得到廣大農村幹部和群眾普遍歡迎。胡耀邦說：“今後農村工作方麵，每一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安排‘一號’。”所以，一直到1986年連續發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所以說，五個一號文件的偉大意義在於：它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綱領性文件，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路線圖。每當談起五個一號文件，萬裏總是說：“這是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在鄧小平同誌堅決支持下取得的。具體組織工作，如調查研究、起草文件和講話稿等工作，是由杜潤生等領導負責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杜潤生同誌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
他對年輕人的培養特別重視。1981年7月15日～8月10日，由國家農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組成聯合調查組，對滁縣地區大包幹到戶的情況及發展趨勢，作了全麵調查。這個調查組是由社科院農經所，北京、天津、沈陽等有關大學的青年科研人員和理論工作者組成的，由北大經濟係總支書記楊勳（女）帶隊，成員包括陳錫文、杜鷹、鄧英淘、周其仁、王小強、張木生、白南生、謝揚、陳一谘等20多人（滁縣地委研究室也派出崔傳義等人陪同調查）。他們利用暑假期間，冒著炎熱的酷暑，先後調查了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雁蕩頭生產隊、梅市公社蔣莊大隊、嘉山縣張八嶺蔣崗大隊、全椒縣老觀陳大隊、來安縣大餘郢生產隊等，圍繞“雙包到戶”後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進行了五個方麵的調查：①關於包產到戶後糧食生產前景的調查；②關於包產到戶後農村富餘勞動力出路和資金的調查；③關於包產到戶後聯合和協作的調查；④關於包產到戶後出現的冒尖戶和扶貧問題的調查；⑤關於包產到戶後，農村基層組織職能的變化的調查等，共寫了23篇調研報告，先後在《農業經濟問題》、《農業經濟情況》、《農業經濟叢刊》、《農業經濟參考資料》、《未定稿》等刊物上發表。這批青年理論工作者，關心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建立和發展，關心農業，心係農民，在炎熱的25天中，走遍了滁縣地區的山山水水，有多人中暑、生病，但仍堅持工作，出現了很多動人的事跡。在結束時，我作為地委書記專門召開了座談會並設宴款待他們。後來我從23篇調查報告中選了五篇送給萬裏同誌，萬裏又轉給趙紫陽總理看，最後總理和萬裏接見了這批年輕人，並決定把他們留下來（少數人仍回原單位），在杜潤生領導下組成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王岐山、陳錫文、林毅夫、杜鷹等先後擔任過正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