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庭棟
30年前，山西農業尚處於困境。山西農民雖然十分勤勞，但難得溫飽。山西的農村工作幹部雖然艱苦勤奮，但苦於對解決民食問題事倍功半。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推進農村改革，順應了農民意願，山西在農村改革初期比較滯後，不得不用很大力量做解放思想、統一思想的工作。之後，山西同全國一樣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解決了人民溫飽。為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大轉變創造了有利條件。我國市場供應充足，出口競爭力強勁，經濟增長率長期居世界前列的大好形勢與農村改革的成功有著密切關係。2004年以後，在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礎上，以科學發展觀重構農村發展新模式，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在一步一個腳印，步步取得新勝利。2008年抗震救災突出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巨大優越性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
農村改革尚未完成應有的曆史使命。農村經濟仍然是特小規模經營占優勢。但如果說“我國的改革與發展，成也農村，敗也農村”，說“應該把重新明確農村發展道路問題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似乎不夠準確。黨的十七大指出：“最根本的，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這當然也是農村改革的結論，這是經過數億農民實踐檢驗的真理。
山西省近年來推進新農村建設，有幾手措施頗有成效：①在1000多個試點村已經形成明顯的一村一品主導產業；基本完成村莊規劃和改水、改廚、改圈、改廁、街巷道路硬化；建成標準化小學、科技文化活動室、衛生所、連鎖店；集中輪訓了村幹部。②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麵，投資多、成就大。
感受農村改革30年，必然使我回想杜潤生同誌對我長期的親切教導。早在抗日戰爭年代，他在太行六分區當專員時，我在縣裏放手發動群眾減租、清債、反惡霸，曾出現蠻幹情緒，他親自給我講發動群眾不能“英雄打虎”的道理。至今記憶猶新。
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在中南局領導土改運動，當時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強調把農村工作當作中心。
20世紀50年代，他在中央農工部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後來知道他受了批評。當時我在河南工作，總覺得“一夜”進入高級社、追求辦大社、合大槽、擠掉自留地，不是好辦法。把有些農民對合作化中違背自願、互利、民主原則的做法，都說成是兩條道路鬥爭，作為對抗性矛盾處理，是不適當的。對已出現的農民“鬧社”，牲口大量死亡，特別是對糧食產量虛報，征購任務過重，爭奪農民口糧，黨群關係緊張等嚴重問題，實在不能不向省委提出意見，不能不如實反映農民的苦難，因此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潘楊王反黨集團”。我們被打倒事小，同時出現了中原大地百萬以上農民被餓死的事大，真使我永遠痛心！
“文化大革命”之後杜老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家農委領導農村改革，我每年參加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有機會學習他起草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思想作風。三中全會之後，山西努力扭轉改革滯後的被動局麵，走上正確路線。1982年杜老帶我到合肥，出席了中國農經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學術討論會，學習了安徽農村改革的新觀念、新經驗，使我對三中全會精神加深了理解，啟發很大。
在深化農村改革的過程中，每聽到杜老一席話，就覺得同農民更親近了一步。我十分崇敬杜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於“三農”問題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作出的偉大貢獻，敬祝他健康長壽。
今天是杜老95歲生日，我向杜老致以親切祝賀和崇高的敬意！
（本文寫於2008年7月18日，作者係山西省人大常委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