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象
目前，在北京乃至全國，像我們今天這樣的研討會相當多，我們不說這個會的規模、深度如何如何，不需要去作比較。但我覺得這個會有個很突出的特色，就是它與近年農村改革研究成果相結合，與杜老的文集首發式相結合。五年前，一次類似的會議上，周其仁教授有個精彩的發言。他說：“不是有的人諷刺說，杜潤生有許多徒子徒孫嗎？很好啊，我很願意做杜老的徒子徒孫。這是對我們最高的獎勵和榮譽。”今天這個會來的人，幾乎都是與農口、農村改革初期的實踐與五個一號文件多少有些關係的人，絕大部分是杜老的部下和學生，不同程度地受過杜老的熏陶和感染，不怕被說成“徒子徒孫”，反以為榮。幾十年過去了，還忘不了他老人家。有的從廣東、浙江、貴州數千裏之遙趕來，看望老人，參加盛會。杜老有這麼多自願的徒子徒孫，好像也應該形成一個學派了。叫“杜派”不一定好，杜老待人寬厚友善，工作中重視調查研究，反複推敲，把“實踐第一”、“群眾路線”在農村改革中發揚光大，取名“實踐派”是否可以呢？
吳鎔同誌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說了幾句對農村改革的體會：“群眾首創是本源，上下互動是關鍵，理論創新是先導，追求人民利益是目標。”我覺得他這個話可以說是很準確很有代表性的。
應該強調鄧小平對改革開放起了決定性作用。過去有人讚譽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當然也未嚐不可，但實事求是地說，農村改革不是哪一位領導設計出來的，當時沒準備搞農村改革。當時包產到戶算不上什麼改革。改革初始議題是擴大國有企業的自主權。這個不講了，大家比我還清楚。包產到戶，過去就搞過，當成資本主義複辟批判了，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更“左”，人們長期處於饑餓、半饑餓狀態，不敢反抗，隻有消極怠工。環境寬鬆一點就搞包產到戶。山南也好，小崗也好，都是形勢逼出來的。後來知道廣東也有，四川、貴州很多，都是群眾自發的活動，沒有領導。領導不在於你出什麼政策，而在於把群眾利益群眾要求集中起來。杜老領導的中央農研室和農研中心就是這樣的領導，加上重視輿論力量，影響就更大了。杜老十分重視實踐，重視群眾，也就必然重視人，尊重人，善於團結人，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凡接觸過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種自然而然的親和力。有人開玩笑說：“杜老那個研究室、研究中心是個‘宣傳部部長收容所’嘛！”宣傳部部長都到了那裏，由中央到地方老的、新的，才智之士往往有獨立思考，沒有人要了，日子不太好過。杜老都歡迎，他們自己也心情舒暢，可以說是得其所哉。
現在是什麼觀點都有了，我也弄不清楚。但在那個時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還是隻能講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連商品經濟都不能說，說商品經濟的就是資本主義。在那種情況下，那個75號文件讓杜老去起草，去作報告，可以想象是很難的。那些省委書記除了池必卿、周惠、任仲夷，是沒有人讚成包產到戶的。有的人說得還很絕對，“我要保持晚節！”提到這個高度，根本不認可包產到戶。杜老居然在那種情況下，繞開這些爭論，提出解決饑餓、半饑餓的問題，解決吃飯難的問題，誰也不敢說沒有吃飯難的問題，沒有吃不飽飯的問題。大家在極為對立的情況下取得對生產責任製的共識。但不敢說是社會主義，不敢肯定這個。
萬裏同誌不同，這個人的性格像梁山好漢。三中全會農業文件下來，明明寫著不許包產到戶、不準分田單幹，但他就敢支持。省委機關有些老資格就說：“你萬裏同誌來了以後工作很好，但你這個方向有沒有問題你要考慮考慮。”他是第一把手，他理直氣壯地說：“三中全會你要了解精神實質，不能隻抓住一句話。”杜老不能用這種方法，他用另外一種方法。為什麼開75號文件那個會議呢？那是萬裏建議耀邦同誌，我們這些人為群眾辦好事，支持農民正義的事，但和中央文件精神違抗，這怎麼辦啊！第一書記不說話，什麼事情都幹不成，這樣才開會的。杜老是很善於傾聽不同意見的，綜合不同意見，最後找出共識。這是第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