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應碧
能在杜老（潤生）直接領導下工作十年，是我莫大的幸運。他的人品和學問，特別是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和對真理的無畏追求，令人肅然起敬；他對年輕人的言傳身教，特別是對我的關心和教誨，令我終生難忘。
我第一次見杜老是在1979年2月。當時，國家農委剛剛組建，十幾個人在林業部一座樓房辦公，我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那天，有人告訴我“杜主任來了”，就跑出去看。憑他的聲望，想象中一定是個身材魁偉的“大領導”，見到的卻是一位十分清瘦的“小老頭”。誰能想到，就是他，一手操持了20世紀80年代農村的那場偉大變革，並由此引發了農村乃至全國的深刻變化。
杜老在領導農村改革的過程中，人們最佩服的是他的智慧，他總是能講出一番道理來，讓反對的人“放心”，至少是“無話可說”。而這又與他的工作方法有很大關係。除了自己到農村作調查以外，他的基本方法就是組織召開各種各樣的座談會，廣泛聽取各種各樣的意見，特別是與他不一致的意見。參加座談的，除了他領導的農研室機關的同誌以外，大量是來自中央部門、地方各級、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的同誌，以岐山、錫文為首的“發展所”的青年同誌更是每會必到；另外還有一些當時已不在崗位的長期從事“三農”工作的老同誌。每次的座談會，爭論都很激烈，拍桌子的、憤然離場的……都有，不知情的還以為是在“吵架”！杜老主持座談，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他自己很少講話，尤其不做係統性、結論性的發言。通常的情況是，當你講完讚成的意見之後，他就說出幾條“擔憂”來；當你講完“反對”的意見之後，他又講出幾條“問題”來，總之是引導會議把方方麵麵的事都考慮到。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隻要講出事實和道理來，他都仔細地聽。有些初次參加座談會的地方同誌，不了解杜老的工作方法，經常在會後向我們打聽：杜老的態度是什麼，他究竟是讚成還是不讚成？那幫小青年是哪來的，怎麼對老同誌那麼不尊重？我們聽了都一笑了之！
其實，杜老親自主持起草的五個“一號文件”和相關的幾個文件，就是在這樣的爭論中逐步形成的。他領導農村改革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極大的智慧，也是在這樣的爭論中經過反複的思考逐步形成並反映到幾個文件中的。下麵我舉個例子：
1979年3月初，剛剛組建起來的國家農委在崇文門一個叫“向陽招待所”的地方開座談會，請七個省和縣的同誌參加，中心是討論“責任製”問題。會上，安徽的同誌幾次發言，詳細介紹山南某地搞包產到戶的情況，基本意思是“農民自發”，“效果極好”，要求中央給予充分肯定，認真總結，大力推廣。圍繞這個問題，反對的和讚成的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杜老在會上除了插話以外，基本沒有講什麼。會議中間，大概是3月15號，《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來信，並加了很長的“編者按”，中心意思是批評有些地方以包產到組為名搞包產到戶，批評得很嚴厲。有天晚上，杜老召集機關的幾個人開會，要我們準備一個向中央彙報的稿子，並且著重交代一句話：對包產到戶要有個“說法”。說完他就走了。我們幾個人邊說邊寫，大約過了兩個鍾頭，就搞出一個初稿。別的都好說，就是在包產到戶的問題上“卡”住了。考慮到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業決定，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加上《人民日報》剛剛發了“編者按”，我們認為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但是一點不突破也不行，不僅會上讚成的同誌不高興，下邊實際搞包產到戶的同誌也會“失望”，因為他們渴望得到中央的支持。於是我們想了個折中的辦法：兩種意見都講，請中央定奪。第二天向杜老彙報，他不滿意，但又沒有辦法，大家沉默了將近半個小時，杜老出了個主意：在孤門獨戶上做文章。原來會上有人講到，貴州山區有些住在大山頂上的苗族農民，從來就不參加集體勞動，自種自收，每年向生產隊交些玉米就行了；西北山區也有一些“吊山莊”離生產隊很遠，也是這個辦法。杜老一提，大家心裏一亮，劉堪同誌當場編詞。向中央彙報時，沒有一人提出不同意見，然後就寫進了會後中央發的文件之中。因為有了這句話，後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農業決定，也把原來“不許包產到戶”改成了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口子”，它實質上宣布了包產到戶並非不可逾越的“紅線”，使讚成包產到戶的人很受鼓舞。實際上，當初包產到戶就是在這句話的鼓舞下逐步蔓延開的，正如有的同誌所講，開口就決口，決口就潰堤，潰堤就泛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