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子修
鄧小平同誌說過：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萬裏是立了功的。萬裏同誌則說：農村改革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除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誌的支持和廣大農民積極擁護外，還有一條就是得到一批政治思想強，理論水平高，真正了解實際，敢於講真話，堅持真理，敢於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領導幹部、理論家、科學家、作家和新聞工作者的堅決支持。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同誌，正是萬裏同誌所說的一批同誌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是為黨中央出謀劃策的領軍人物，人們讚譽他是“農村改革之父”。
一
農村改革以包產到戶為主要內容。而自農業合作化以來，包產到戶一直被當作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判斷是非的主要標誌之一。在“左”傾思想影響下，它長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討伐，被戴上“變相單幹”、“複辟資本主義”等政治帽子。有些人因為讚成或搞了包產到戶，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談“包”色變，見“戶”害怕，農村改革就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下發生發展的。可以想見，其步履是多麼艱難，其鬥爭是何等激烈！胸有全局、情係農民，而又多謀善斷的杜老，善於辨析判斷發明創造，以其智慧的專述、淵博的才識、豐富的經驗和生動的實踐，因勢利導，運籌帷幄，順應民心，破解難題，擔負起中央農村政策高參的重任，促成了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五個一號文件的誕生，成功地推進了以“雙包”到戶（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為特征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由點到麵展開，為一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和農村的發展問題，開啟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付出了艱辛的努力，貢獻了寶貴的智慧，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我和杜老相識、相交、相知30多年了，多次麵對麵地聆聽這位革命前輩的重要講話。清楚地記得我們第一次相識是在1978年12月，他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全國人民公社經營管理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六十條規定，總結汲取“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中人民公社經營管理的經驗教訓，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製定新章法。當時，粉碎“四人幫”不久，華國鋒同誌主政中央，解放思想浪潮剛剛興起，各條戰線開始撥亂反正，這次會議實質上是農業戰線上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一次大辯論。杜老在會議開始時，號召大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各抒己見，集思廣益，充分反映各省、市、自治區的做法、經驗和意見，對“六十條”提出修改意見。
那時，萬裏同誌主政安徽，頒布和實行了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六條規定，時稱“省委六條”，深得黨心民意。滁縣地委在貫徹“省委六條”過程中，尊重群眾的創造，由農民當家作主，選擇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方式，出現了多種形式責任製並存、競相發展的局麵，不少地方還悄悄地實行包產到組、到戶責任製，1978年雖遭百年不遇的大旱，農業依然獲得好收成。就責任製的增產效果而言，“隊不如組、組不如戶”。我作為滁縣地委的代表，隨安徽省農委副主任周曰禮同誌等出席這次會議。周曰禮同誌代表安徽以“聯係產量責任製好處多”為題作了大會發言，認為“六十條”已經過時，在舊體製下找不到農業發展出路。以安徽許多地方成功範例，說明隻有推行多種形式的聯係產量責任製，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解決中國多年未解決的吃飯問題，引起會議轟動。在乍暖還寒、堅冰尚未打破的政治氣候下，對安徽的做法，讚成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起初反對者居多。
安徽屬華東組，在分組討論時，我和曰禮同誌具體介紹了許多社隊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聯產為聯心，誰聯誰關心”，充分調動社員積極性，實現對國家增貢獻、對集體增積累、對社員增收入的“三增”。特別介紹了肥西縣包產到戶麵貌大變，鳳陽推行農業“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等生動事例。來安縣玉明公社是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二師師部所在地，過去社員說“解放這麼多年，生活不如羅炳輝司令時代”，而全社23個隊搞了包產到戶後，隊隊增產，高郢生產隊還流傳“柳一萬”（柳家一戶收一萬斤）、“花八千”（花家收八千斤）、“周家糧食沒有邊”（周家稻穀藏草堆中）的佳話。我們的發言有理有據，充滿激情。但卻引起了姓“社”姓“資”的爭論。有兩個省的農委主任竟然主觀臆斷地指出，不能隻顧產量，不要方向，你們安徽又在刮“單幹風”啦！上海市農委主任抗日戰爭時期曾在淮南根據地工作過，深知民意，飽含深情地說：“老杜（指杜潤生）不是說允許各抒己見嘛，不要亂扣帽子呀！我們不能隻要方向，不要產量，民以食為天啊！”首都新聞媒體記者紛紛來到華東組采訪，鼓勵我們報實情說真話，頂住壓力，堅持真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意氣風發的場麵，會議的氣氛空前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