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年過花甲的杜潤生同誌來到我們房間，語重心長地說：“是我要你們安徽同誌作大會發言，你們的發言很好，理直氣壯，以理服人，這是投石問路啊！現在，各種觀點都表達出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包產到戶在全國已幾起幾落，老百姓是擁護的，效果是明顯的，但中央是不允許的。這次你們安徽又帶頭了，讓實踐作檢驗。撥亂反正有個過程，現在要講究策略，還是提聯係產量責任製為妥，我擔心中央在中原地區反單幹，農民又要受苦啦！”顯然，杜老用心良苦。他的談話，表明他既有決策審理之智，又有造心分別之慧，確實是一位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的睿智長者。
通過這次會議，他精心謀劃，巧以應對，化解矛盾，在人民公社經營管理工作上，促成中央政策逐步放寬，在交通不便的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允許實行“雙包到戶”，允許多種形式責任製存在，一步一步地為農村改革開拓了空間。以後每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討論製定中央五個一號文件，由於滁縣地區農業大包幹率先起步，農業連年增產，都通知滁縣地委派員參加，我有幸幾次走近杜老，聽其言，觀其行，零距離地感悟到他認識事物、運用知識經驗解決問題的氣質和魄力，從而大受裨益，為自己履職履責，做人做事，奉獻“三農”，樹立了人生楷模，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
1997年3月，我從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工作崗位退下來了，溫家寶同誌在討論製定中央“三農”方針政策時，非常重視聽取老同誌的意見，每年中農辦都邀請七八位老同誌走進中南海，出席家寶同誌親自主持召開的座談會，我是其中之一。每次會後，由張根生同誌牽頭，王鬱昭和我等都去拜見杜老。杜老雖年事已高，但身體很好，言談舉止和遠見卓識不減當年，鼓勵我們這些離退休同誌多作調查研究，抓住農村改革發展的熱點問題，多向中央建言獻策。秉承杜老的旨意，從1998年6月至2001年9月，我圍繞著農民減負增收這個主題，展開了多方麵的探索，包括費改稅的問題，農民工的問題，農產品加工的問題，勞務輸出的問題，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問題，調整農業經濟結構的問題，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的問題，農業人口就業非農化和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啟動農村市場化的問題等。這些問題，我都親自考察總結若幹省區行之有效的經驗，取得有說服力的數據，力求深入研究分析並提出對策建議，形成的調研報告和論文，基本上都在省內外報刊上發表過，其中多篇榮獲溫家寶總理批示采納。到2001年，已有25篇20多萬字，為擴大宣傳效果，準備結集出版。
為什麼出版這本書？用什麼書名昭示書的主題？我多方征詢意見。2001年10月，杜老、王鬱昭、吳象、朱厚澤等老領導來到了安徽合肥，出席中國農民企業家聯誼會年會和研討會，我把書稿的目錄和主要篇章呈送他們，懇求賜予書名並作序言。隨後，我陪杜老一行到阜陽、蚌埠、合肥等地考察農村，曆時12天，行程1500多千米，邊考察邊交談。杜老十分高興，鼓勵我出書，做農民利益的代言人。他還言簡意賅地指出，農村問題很多，農村改革發展任重道遠。農村問題的答案不在農村。在他們幾位老領導中，厚澤同誌雖年過古稀，但相比之下，年輕一點，又擔任過貴州省省委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理論水平高，我很想請他為這部書作序。厚澤同誌誠懇地推辭說：子修同誌，我們是老朋友了，這本書的序言我不適合寫，請予諒解。吳象同誌是安徽人，又在安徽工作過，是資深“三農專家，思想敏銳，文字功底強，序言請他寫為好。”不知他們是否商量過，我向吳象一報告，他便欣然接受。
吳老在序言中說，展讀這部書稿，使我們得到一個啟示，就是農村問題的答案不在農村。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麵對許多複雜的新問題，光搞糧、棉、油的老路子早就走不通了，傳統的種植業根本不可能增加農民收入，對鄉鎮企業低水平的重複也沒有出路，必須把目光放到農村之外的市場上去，放到農業之外的非農產業上去，幫助一大部分農民脫離土地，脫離農村，變為城鎮居民。因此，應著重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深加工、精加工，大力發展畜牧業、養殖業和食品工業，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加快小城鎮建設，推進城市化、城鎮化的進程，以促進二三產業的發展，擴大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門路。也就是說，必須從國民經濟全局出發，實行城鄉統籌的方針，進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不僅增加農產品的數量，更要增加品種，提高質量；不僅要進行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還要進行區域經濟的調整，使傳統的農業變為更有效率、更有效益的現代產業。這才是農村問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