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書田
我認識杜潤生同誌是在20世紀50年代他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期間，當時我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為了解決參加中國科學院首批赴西藏考察的著名土壤學家李連捷教授的家屬患病需要照顧的問題，向他反映後得到他的支持，作出了妥善安排。這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十分關心科學家的生活細節問題，使科學家毫無後顧之憂地從事科研工作。
在改革開放初期，杜潤生同誌任國家農委副主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與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我任農業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多次參加他主持召開的研究農村工作問題的會議，直接聆聽他的精辟發言，受益頗多。一次在討論家庭承包經營（土地包幹到戶）時，他介紹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考察後說的這是中國農村社會進步的第一推動力。杜老讚賞這個評價，而他同時說，土地包幹到戶是一種“超小型農戶經濟”，是由人口多耕地少的國情決定的。這句符合實際高度概括的經典語言使我牢記不忘，集中反映了杜老深邃的智慧。
1995年，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農業經濟技術研究所所長史維國同誌（中央黨校原秘書長）由於年事已高退任，由我繼任。這是一個依靠退下來長期從事農業與農村領導工作與教學研究的老領導和老專家組建起來的，既無正式的工作人員，又無經費來源，主要承擔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與其他相關部門的委托課題研究的部門。在他看了我們編印的《通訊》與研究報告後，當麵向我說，中國社科院有一個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農科院有一個農業經濟研究所，都是官辦的，你們的研究所是民辦的，可以創造民辦農村研究機構的經驗，就“三農”問題為國家建言獻策，並親自參加我們召開的研討會。杜老在十分重視發展民營經濟的同時又高度支持民辦農村問題研究機構，開創了一條充分發揮老領導老專家作用新的研究途徑，使我們深受鼓舞。另外，他多次積極支持雲南一所民辦的生態農業研究所為“三農”服務，2010年在醫院裏還親自為該所副所長楊紅軍題字。
1988年年底，中央召開一年一度的農村工作會議，部署下一年的農村改革與發展工作。會前在昌平回龍觀飯店召開預備會議，提出一份三萬字的文件初稿，杜老說，這個稿子已經中央政治局原則同意。與會同誌特別是來自地方的同誌認為這個稿子沒有解決農村出現的新問題，是一篇“正確的廢話”，不能用。杜老認真聽取了大家的意見，並把意見如實反映給趙紫陽同誌，決定重新起草一份有針對性的2000多字的《關於奪取明年農業豐收》文件，提交農村工作會議討論通過後下發，指導1989年農村工作。2008年7月，在杜老誕辰95周年時，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了由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杜潤生文集》三卷首發式。我寫了一篇《弘揚良好的文風——消除“正確的廢話”》短文，記述了這件事。同時指出“杜老的文章獨具特色，是良好文風的榜樣。他的講話和文章，具有明顯的言之有物、言之有據、言之有理的特點，高屋建瓴、開門見山、單刀直入、言簡意賅、切中要害、立意新穎，絕不說空話、套話、大話、車軲轆話，因而受到廣大幹部（包括科技人員）和群眾的歡迎”，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1987年，中國地區開發促進會會長李昌同誌為了在國家宏觀決策中發揮包括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作用，組織了“中國科協促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盟委員會”，研究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得到杜潤生同誌的積極支持，首選課題為農業體製問題，邀請中央有關部門、科研單位、高等院校知名學者參加。我時任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參加文件起草工作。委員會召開多次座談會，集思廣益。大家認為，1984年農業大豐收後，糧食產量連續幾年處於徘徊狀態，究其原因除了由於1984年農業豐收形勢估計過於樂觀而采取了一些不當的措施外，還由於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部門分割與產銷脫節的流通體製，據此提出改革農業體製實行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建議，經過幾次修改上報中央《關於深入改革農業和糧食管理體製的建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原則同意這個建議，由中央領導同誌批給杜潤生同誌，杜老在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召開了由於光遠、錢三強、張曉初、李昌、錢正英、劉毅、何東昌等相關部門主要領導同誌參加的座談會，聽取了大家的意見。杜老特別指出農產品收購“雙軌製”的缺陷，一致同意先在畜產品與水產品方麵推行一體化管理的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然後再在糧食係統推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中邁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在杜老百歲壽辰之際，山西經濟出版社編輯出版《我認識的杜潤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好事，也是一份厚實的賀禮。衷心祝賀這本書的出版問世。
（本文作者係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原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