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學藝
1978年10月初，新華社內刊發表了我在8月寫的一篇文章，名為《關於加速農業發展的若幹政策問題》，得到了有關方麵的重視，經中國社科院領導特準，我從哲學研究所原來的研究崗位上下來，專門從事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1987年，組織上調我到社會學研究所工作以後，社會學所的行政和科研成了我的主業，但一有機會，我還是常常到各地農村去調研。30年來，到過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村作調研，同農業單位的多個部門打交道，探討“三農”問題的學問。有人說我是農村工作的最早誌願者。2003年，在祝賀杜潤生同誌90壽辰的會上，我對杜老說：“我是不拿農口工資，為農口打工的研究員。”杜老點頭稱許。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突破的。一開始，就搞得轟轟烈烈、成效卓著，但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因為農村第二步改革沒有跟上，農村形勢時晴時陰，變化不定。30年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風風雨雨，我都親身經曆了，深有感受。現就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一個回顧。
一、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
斯大林1929年在蘇聯搞農業集體化，形成了集體農莊體製，從此，蘇聯的農業就陷入了泥坑。俄羅斯原來是歐洲的糧倉，集體農莊把蘇聯弄得糧食和農產品長期短缺，隻好靠進口美國糧食來填飽人民的肚子。實踐證明，集體農莊這套體製不符合經濟規律，不適合農業生產的特點，注定要失敗。但蘇聯的宣傳機器很強，把集體農莊吹得天花亂墜，蒙騙了很多人。
新中國成立以後，實行土地改革，調動了五億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連年豐收，農民收入逐年增長，迎來了農村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形勢很好。1953年我國開始搞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不久就產生了城鄉和工業農業矛盾。農業生產不能滿足大規模工業建設和城市發展的需要，糧食供應緊張，棉花等工業原料緊張。於是就實行糧棉油的統購統銷，接著實行生豬等的派購製度，遭到了廣大農民的強烈抵製。實踐發現，國家要從上億個農戶那裏統派購糧油和棉花等工業原料，成本太高。於是就加快了農業合作化的步伐。
毛澤東同誌也是受了蘇聯集體農莊宣傳的蒙蔽。早在1949年，他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裏就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①黨中央在1951年就作出農業互助合作問題的決定，在黨內發了文件，並在1952年專門成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準備用10～15年的時間，在全國實現農業合作化。但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在毛澤東同誌親自推動下，農業合作化運動驟然加快，到1956年4月，入社的農戶已達90%，全國基本實現農業合作化。1958年，又在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經濟上基本是集體農莊模式，後來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核算單位比集體農莊的規模要小。在政治上，實行政社合一，又搞了城鄉分治的戶籍製度，把億萬農民管起來了，比集體農莊還要嚴。
從1956年到1978年，合作社、人民公社搞了22年，黨和政府傾全力抓農業、搞運動，結果大失所望。1955年產糧食1839.35億公斤，當年全國61465萬人，人均479.25公斤。到1977年，糧食總產2827.25億公斤，全國人口增加到94974萬人，人均占有糧食297.7公斤。辛辛苦苦幹了22年，人均糧食反而下降1.55公斤。1955年城鎮人口隻有8000多萬人，1977年城市人口超過1.6億人。1955年還有少量糧食出口，1961年起就要靠進口糧食了。
1978年，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推動下，億萬農民迫切要求擺脫貧困，解決溫飽問題，於是又再一次提出要求實行包產到戶這個行之有效的責任製形式，要求黨和政府給予支持。
包產到戶這種在集體所有製條件下的責任製形式，早在1956年就在浙江溫州、四川江津等地區創造出來，但被錯誤地認為是資本主義而打下去了，後來幾起幾落。1961年，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的支持下，曾比較普遍地實行過，1962年就被壓下去了。
1977年，萬裏主政安徽。1978年夏秋，遇上特大幹旱，到10月，小麥種不下去，眼看要誤農時了，肥西縣山南區區委書記湯茂林到柿樹公社黃花大隊開會研究如何把小麥種下去。會議開到半夜，大隊幹部都說，幹旱使田都板結了，牛耕不動。湯書記說：“一點辦法都沒有了？種不上小麥，明年要餓肚子的。”有個支部委員說：“辦法還是有的。”湯書記問：“什麼辦法？”這位委員說：“老辦法（指1961年安徽實行過的包產到戶的辦法）。”湯書記默然，不久就走了。湯書記一走，這個支部“一班人”就討論開了，支書說：“今天湯書記態度有變化。要在以往，你一提搞包產到戶，馬上就會把你批個狗血淋頭，今天怎麼沒有吭氣？”有人說：“他也為難，小麥種不下去，荒了田，明年要出大問題。同意我們用老辦法幹，那是路線問題，他不好說。”還有人說：“他不講話，就是默認。”大家說：“對，他不批判，就是默認。我們幹吧！”這個村支部的幹部，都是1961年幹過包產到戶的，知道這個辦法好，也知道怎麼幹，連夜作出決定，第二天就把田分下去了。這個大隊的農民，田一到手，如魚得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起下田，牛耕不了，用鐵鍬翻地，幾天工夫，就把小麥種下去了。黃花大隊小麥種好了，很快就傳了出去，紛紛仿效。僅一個來月，山南區1006個生產隊，就有775個實行了包產到戶，把小麥種得又多又好。但這樣的好事，在當時是犯忌的。不久，就有人把山南區的包產到戶和湯茂林書記告到縣裏、省裏。肥西縣委作出決定，發文件要山南區委糾正。省裏也派工作組調查，所幸工作組如實向省委彙報了山南區的情況，省委也有爭論。萬裏同誌最後說：“對包產到戶，過去批了十幾年，把許多幹部都批怕了，一講到包產到戶，就心有餘悸，談包色變！但是，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我主張在山南公社搞包產到戶試驗。不宣傳、不推廣、不登報，秋後總結。”就這樣，肥西縣山南區的包產到戶被保下來了。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指出：“人民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係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1979年2月，安徽鳳陽縣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在全縣普遍推廣“包產到組”。但鳳陽是滁州地區最窮的縣之一，曆來逃荒要飯的多、文盲多，在實行包產到組過程中，在計算包產包工和各種上繳糧錢的比例過程中，總算不清楚。後來有的公社、生產隊就整出辦法來了。認為可以不要這麼繁瑣，隻要把土地分到各組，根據土地的好壞，算出產量，算出各組應攤的要交國家的糧、錢和集體提留的數字，保證完成任務，剩下都是各組自己的。並且起名為大包幹（這裏的幹，是乾字的簡體字。是幹幹淨淨的幹，而不是幹部的幹，也不是幹活的幹）即包乾到組。這個辦法好，任務明確，方法簡單，群眾明白。有人總結為：“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俺們自己的。”不久，就在鳳陽全縣推廣開了，1979年就有2554個生產隊實行大包幹，占全縣生產隊總數的72.8%。
在實行大包幹到組的過程中，鳳陽縣梨園公社的小崗生產隊，20戶人家，先分為四個組，不行，又分為八個組，還不行，怎麼辦呢？在1979年開春的一個晚上，小崗生產隊18個人在一起開會，協商的結果，決定把大包幹（到組）再分解，幹脆實行小包幹到戶。這在當時也是犯忌的。幸好，鳳陽縣委的陳庭元書記、滁州地委的王鬱昭書記理解農民的苦衷，冒著風險，把他們保下來了。
1979年6月初，我、賈信德和院科研局的李蘭亭三人，拿著蓋有中國社科院公章的介紹信，到安徽省調查。省農委副主任劉家瑞同誌向我們介紹安徽農村改革發展的情況，談了一天半，雙方談得很投機。第二天上午11點座談會結束時，劉家瑞說：前麵談的，主要是介紹了全省包幹到組和鳳陽大包幹的情況，其實，我們這裏還有個小範圍的包產到戶的試驗區。我們當即要求他作一個介紹。劉家瑞就給我們詳細講了前述肥西縣山南區實行包產到戶的全過程。我們問：“現在麥收了，試驗區的效果怎麼樣？”他說：“試驗的效果比預想的要好很多，今年夏糧肯定是特大豐收了，點上的幹部群眾都很高興。”我們提出要去實地看一看，劉說：“我做不了主，你們要去，一定要省委批準才行。”當時約定，他回去請示，如同意，明天陪我們去肥西。如不準，我們就直接去安慶。
第二天一早，劉家瑞帶了一輛上海牌轎車，陪我們去肥西。路上，他向我們交代：“不要說我們是北京來的。”車行約一小時多，就到了肥西縣山南區，進到試驗區境內，就看到了一種特殊的景象，已經黃熟的麥子，呈高矮不同的三層樓式的分布，大片是長得又密又高的麥子，有一部分則矮一些，小部分的麥田則更矮。老劉說：長得最高最好的是包產到戶的，矮一些的是包產到組種的，最矮的是生產隊集體種的。我們的車在柿樹公社東大街生產隊的田邊停下。有的社員已在開鐮割麥。我們到了，他們停下來向我們問好，有的還舉著剛割下的沉甸甸的麥穗，向我們示意，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1979年7月初，我們一行回到北京，向時任社科院副院長宋一平同誌彙報，他聽得很仔細，特別詢問了鳳陽的大包幹和肥西山南區包產到戶的情況，他提議我們要把有關試點情況寫個報告。8月下旬，我們收到劉家瑞同誌寄來的關於山南區包產到戶試點的三份調查報告，裏麵講到夏收的結果，證實了他們6月份的預計：按生產隊老辦法幹的增產一倍，包產到組的增產兩倍，包產到戶的增產近三倍。山南區包產到戶的隊占77%，夏糧總產1005萬公斤，比1978年增長265%，上交征購糧574.5萬公斤，比1978年增長5.7倍。一個季度就解決了溫飽問題。效果之好，出乎所有人的預料。9月中旬，我們寫成了《包產到戶問題應當重新研究》的研究報告。宋一平同誌閱後，專門找我談了一次話，要我們做些準備，在社會科學院的雙周座談會上作介紹，並說：“報告已經轉給《未定稿》，供他們發表。”不久，宋又告訴我，鄧力群同誌看了我們的研究報告。鄧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明確講過‘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四中全會的文件講了，‘也不要包產到戶’。我們社科院公開講‘包產到戶問題要重新研究’，不妥。”所以他決定，不到座談會上去講了。《未定稿》正刊不發，發增刊，印200份。《未定稿》增刊於1979年11月3日印出了那篇研究報告和安徽的三個包產到戶試點的調查報告。中國的事情是很怪的，越是印得少的東西，越有人注意，越有人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份《未定稿》增刊，傳到了安徽，萬裏等同誌都看了，萬裏同誌後來還在一次幹部會上說，最早為包產到戶做宣傳的文章，是社科院同誌寫的。這份增刊傳到甘肅省，省長李登瀛同誌專門轉給省委書記宋平，並在刊物上寫了如下一段話：“這份材料是從北京捎來的，其中社科院寫作組的那一篇要重視，同文件的說法不一致，值得我們思考。”
前麵說過，包產到戶這次最早是1978年10月在肥西縣山南區先搞起來的，並且是作為安徽省委特批的試驗點。而包幹到戶是1979年2月（也有說是1978年11月）在鳳陽縣普遍實行大包幹到組的過程中，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先搞起來的。一個在先，一個在後；一個是萬裏和安徽省委特批的試驗點，一個是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同誌保下來的點。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中，說：“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這裏表揚了肥西的包產到戶，鳳陽的大包幹是大包幹到組。據時任安徽省委副秘書長吳象同誌的回憶：“在這次會上（指1980年1月2～11日開的安徽省委擴大會），萬裏第一次聽到小崗‘包幹到戶’的事情，會後專程趕去考察，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可見，安徽開始搞的是肥西山南區的包產到戶。為什麼後來小崗村成了農村改革的星星之火，成了發源地呢？
這要從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關係和異同說起。
包產到戶是在堅持集體所有製的條件下，生產隊實行統一計劃、統一分配、定產到田、責任到戶，對農戶實行包產量、包工分、包費用；雙方簽訂合同，超產者獎、欠產者罰。一年簽一次合同，秋後社員按定產合同向生產隊交糧食等農產品，統一核算後，再按合同向社員分糧分錢。這種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形式，早在1956年就有了，幾起幾落，肥西縣山南區的包產到戶，隻是又重新恢複，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推廣和發展。
包幹到戶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改革大潮中的新創造。它的直接來源是鳳陽在1979年實行的大包幹到組。小崗村因為曆史原因，連幾家一起幹也合不攏、搞不好，就把組的責任田和任務分到戶，所以開始這裏叫小包幹（到戶）。但這實際就是一種製度創新。表麵上是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簡化，省去了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的繁瑣手續，實質上則是免去了生產隊這一級的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的組織。後來的實踐證明，生產隊這個原來的基本核算單位，在全部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包幹到戶）以後，絕大部分的生產隊就名存實亡，這一層級的集體經濟組織就不再存在了。社員自主經營承包的責任田，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樣責任更明確、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簡便。所以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普遍歡迎。據我在20世紀80年代的調查，那時有關部門的統計，1980年12月全國搞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9.4%，搞包幹到戶的占5%；全國雙包責任製推廣以後，到1981年10月，包產到戶占7.1%，包幹到戶占38%；到1982年6月，搞包產到戶的占4.9%，包幹到戶的占67%。可見，自1981年以後，許多生產隊就直接搞包幹到戶，搞了包產到戶的也轉為搞包幹到戶。到1983年全國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絕大部分都是搞的包幹（乾）到戶。所以我們後來說小崗村是農村改革的發源地，把大包幹紀念館建在鳳陽小崗村是有道理的。
二、從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到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
中國的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最優美的文字之一，表達力強，而且精確簡潔，往往隻要改動一個字，就能表達不同的含義。農村改革初期，對包產到戶的不同說法，可以反映農村改革曲折演變的全過程。
前麵說過，包產到戶在1956年合作化初期就在四川的江津、浙江的溫州等地區搞起來了，但在1957年反右派過程中被批下去了。以後幾起幾落。自1958～1961年，大躍進、大公社引發的嚴重經濟困難後，各地有20%～30%的農村自發搞起包產到戶，效果都很好。對恢複農業生產、解決人民溫飽問題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地方把包產到戶的責任田，稱作“救命田”。1962年春，中央農村工作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等部門和一部分領導幹部，包括陳雲、鄧子恢、李富春、田家英等同誌，到各地農村調查。1962年5～6月間，鄧子恢在中央黨校等單位作報告，主張支持包產到戶。田家英也向毛澤東報告，認為可以讓40%的地方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單幹。陳雲主張分田到戶。在1962年6月，他分別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交換過意見，大家的看法大體一致，或者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6月24日，陳雲向毛主席申述了主張分田到戶的理由。他還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複隻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據陳雲後來回憶說：“談話以後，毛澤東同誌很生氣。”②
1962年1月開過7000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就到各地調查研究，3月底回京參加人代大會，5月又南下，7月6日才回京。他經過調查研究，對形勢有了自己的看法，對農村情況尤為關注，親自提出再次縮小生產隊的規模，把基本核算單位定在生產隊。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條”，領導起草關於鞏固農村集體經濟的決定。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期間，發表多次講話，力排眾議，明確反對包田單幹和包產到戶。並且把搞不搞包產到戶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路線鬥爭，在會議期間，多次在會上點名批評鄧子恢、田家英，也不點名地批評了陳雲分田到戶的主張。明確提出反對單幹風。會後，不久就解散了中央農村工作部。
這兩次會議前後開了近四個月，黨內高級幹部都參加了，就形勢、矛盾、階級鬥爭問題進行了反複討論，最後統一了思想，形成了決議。所以，在高級幹部中，對於農業要走集體道路，反對分田單幹，反對包產到戶，有很深的印象。
1978年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草案）決定。文件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發展方麵的經驗和教訓，批判了長期存在的“左”的錯誤，主要是違背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剝奪生產隊的自主權，搞平均主義，壓抑打擊廣大農民的積極性，阻礙農業生產發展，有針對性地提出了25條加快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政策。這是調動農民積極性，加快農業發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但就是這樣一個重要文件，對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等體製性問題，沒有觸動；在提出堅決反對平均主義問題時，講到“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係產量計算報酬”，但同時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又重申了1962年八屆十中會議的精神。
自1956年實行了農業合作化以後，從一家一戶的生產經營，到集體生產，集體經營，幾億農民經過了20多年的實踐。關於如何辦好集體經濟，如何搞好統一經營，實際上經曆了幾次大的探索。
第一，要不要實行生產責任製。開始的集體生產很混亂：上工一條龍，幹活磨洋工，下工打衝鋒。所以要搞生產責任製早已在50～60年代就在各地實行了，開始是在生產隊裏搞評工記分，生產隊設記工員，社員每天上工、下工後記工分。後來又搞分組作業，小段包工。使集體生產逐漸有了秩序。
第二，責任製要不要聯係產量，計算報酬。這在高級合作社時期就產生了，就是合作社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合作社下麵分生產隊（或組），社對隊實行“三包一獎”（包田塊、包產量、包工分、超產獎勵），這就是聯產計酬。1958年實行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對生產隊也有很多是實行三包一獎的。後來明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規模縮小了（20～30戶左右），要不要再劃作業組，各地正在實踐中，有的是聯產到組的，也叫包產到組。有的沒有聯產。不久就“文化大革命”了，政府沒有管。“文化大革命”後，分組作業，聯產到組，重又提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農業文件明確講了，可以“包工到作業組，聯係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
第三，聯產到組還是聯產到戶。實踐證明，生產隊幾十戶人家在一起，“幹和不幹、幹多幹少、幹好幹壞都一樣”，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結果都不好好幹了。聯產到組，戶少了，好一些，但還有二鍋飯的問題，所以農民要求包產到戶。但這與最初集體經濟的觀念不符，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所以屢遭禁止。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是明確宣布：“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