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到了1978年，安徽、甘肅、貴州等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大潮的推動下，已經搞了不少包產到戶的試點。有的是農民和基層幹部自發搞的，有些是得到上級領導同誌批準的，對此，上上下下，黨內黨外，爭論很大。前述，安徽肥西縣山南區在1978年10月搞了包產到戶試點。1979年春，省委工作組去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精神，老百姓一聽，議論紛紛，有的說“早也盼，晚也盼，盼來兩個不許幹”。好在包產到戶以後，效果明顯，農業生產出人意料的好，也就沒有人去硬要糾正。
1979年5月，萬裏親自到肥西山南區調查，觀察了解這個包產到戶試驗點的情況。當他看了行將成熟的麥苗，穗大籽飽，隨風滾滾的麥浪，聽了包產到戶的農民、生產隊長、公社書記等人在田間的答話，他對包產到戶試驗成功的結果心裏有底了，多次講到，不虛此行、不虛此行！不久就傳來了山南區夏糧獲得大豐收的喜訊，單季小麥總產1005萬公斤，比1978年翻了兩番。後來秋季水稻也大豐收。他把這些豐產信息帶到了北京。
1979年9月，中共第十一屆四中全會開幕，萬裏和貴州、內蒙古等幾個有包產到戶實踐的省區領導，向中央介紹了小範圍包產到戶成功的實踐，據理力爭，在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時，把原來決定草案上的“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改為：“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
從“不許”改為“不要”。一字之差，不僅是語氣緩和多了，而且是有了商量的餘地。指出了在某些有條件的地方，可以例外，開了一個小小的門縫。而後來的農村改革的大潮，正是從這個小縫裏發展起來的。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建中央書記處，胡耀邦為總書記，萬裏、穀牧、餘秋裏、胡喬木、姚依林、彭衝等為書記處書記。從此，萬裏調到北京工作。他將在安徽兩年多工作的實踐經驗帶進了決策層，這對農村改革的推進，無疑是很有利的。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鄧讓姚先講，姚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農業來說，甘肅、內蒙古、貴州、雲南這些省份，中央調給他們很多糧食，這是國家的很大負擔。對這些地區可不可以改革，在這些地區政策上搞得寬一些，（不如）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多想辦法，減輕國家背得很重的包袱。”鄧小平說：“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貧困的地區，像貴州、雲南、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讚成（有的文本有：依林的意見）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製宜，發展自己的特點。……政策要放寬，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到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製度的社會主義性質。”③
從“不要”到“不如”（索性）也隻是一字之差，但這是一個階段，把開啟的一個小門縫擴大了，為雲、貴、隴、內蒙古這類省區開了一扇小門。根據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前述肥西山南區等地的實踐證明，包產到戶確實能大幅增產（糧食），為什麼非要死守越大越公、越平均越好的所謂的社會主義，與其國家背包袱，進口糧食調給他們，不如索性放寬政策，實行包產到戶一類的辦法。道理就這麼簡單。
這兩位領導人的講話，當時並沒有公開發表，但在高級幹部中作了傳達，這對各地當時正在展開的能不能搞包產到戶的激烈爭論是很起作用的，特別是上麵點到的四個省區。對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的同誌，是莫大的支持。貴州省委專門為此開省委擴大會議，召開地、州、市委書記會議，統一思想，作出了《中共貴州省委關於放寬農業政策的指示》。明確要從貴州省的省情出發，實事求是允許包產到戶可以超出“深山偏僻、孤門獨戶”的規定，也允許包幹到戶。從此，包產到戶、包幹到戶迅速在全省推開。
可不可以搞包產到戶，當時成了全國農村爭論的焦點。到1980年年初，各地自發搞包產到戶的約有9%，貧困地區多一點，發達地區很少。關鍵時期，鄧小平同誌發表意見了。5月31日，他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之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已經確立了鄧小平在黨中央的核心地位，他的談話，一言九鼎。胡喬木、鄧力群把談話整理後，在黨內傳達，這一次談話，傳達的範圍比上一次的廣。我當時就聽了傳達，還看到了談話記錄稿。鄧小平同誌這兩次談話，把允許搞包產到戶的門打開了。
但是，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搞了20多年，集體經濟體製也讓一小部分人（主要是幹部）嚐到了甜頭，一直以為搞包產到戶是單幹，是否定集體經濟，這是毛主席非常反對的。現在要搞包產到戶，阻力很大，主要是幹部不同意，越到上麵，反對的聲音越大。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到陝西米脂調查，發現專業承包、包產到勞的責任製比較好，專門向中央寫了一封信，推薦專業承包責任製，並且提出包產到戶可以多種多樣，目前不論什麼地方群眾已經選擇什麼就算什麼。不搞包產到戶的可以不搞，但搞了的也不要反對，現在要穩定下來，免得貽誤農時，待秋後專門開會討論。信經中央同意轉發到了全國。
1980年9月14～22日，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對包產到戶問題進行專題討論。會上兩派爭論很激烈，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說：黑龍江是全國機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大平原，一搞包產到戶，機械化發展受影響是倒退；集體經濟是陽關大道，不能退。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這次會議由胡耀邦主持，萬裏此時已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杜潤生以農委副主任的身份，負責文件起草，最後形成了一個妥協的文件。一方麵肯定重申，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另一方麵也同時指出，集體化經曆過曲折和發生過一些失誤，對人民公社脫離農民群眾的一些做法必須改革。會議達成共識，對於包產到戶應當區別不同地區、不同社隊采取不同的方針。接著指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會後不久，中共中央以《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名義印發全黨，是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這是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明確表明“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的第一個文件。這是對多年來關於包產到戶爭論問題的一個總結，是把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生產責任製的規定向前推進了，是根據實踐作的校正和補充，也是黨中央對農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包產到戶生產責任製作了肯定性的回應，有極其重大的實踐意義。75號文件一傳達，立即受到億萬農民的熱烈擁護，從此關於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閘門被打開了，真正一瀉千裏、勢不可擋。原來設想在貧困落後地區搞包產到戶，50%的中間地區搞包產到組，發達地區實行專業承包。沒有多久，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就席卷全國。貴州省在1980年年底，全省就有18.6%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61.8%的生產隊實行包幹到戶，這在全國是搞得最快的。
1980年是農村改革大爭論的一年，也是中國的改革在農村被突破的一年。爭論的焦點是包產到戶問題。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有些地區農民群眾和基層幹部自發搞了包產到戶，到1978年10月，安徽省委、萬裏批準肥西縣山南區搞了包產到戶試點；從1978年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決定（草案）》提出“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到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決議，改寫為“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從1980年4月姚依林、鄧小平在長期規劃會議期間提出：不如（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到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誌說：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最後在1980年的中央75號文件，明確宣布“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這是農村第一步改革開始的全過程，是農村改革，也可以說中國改革的開場鑼鼓，這出開場戲演得好，為後來中國改革開放這場威武雄壯的大戲開了個好頭。
三、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前前後後
1980年8月，我和社科院《未定稿》編輯部的王小強一起去甘肅農村調查，在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舜瑤、處長李炳文等同誌的支持、幫助下，對定西、隴西、渭源等搞了包產到戶的縣和搞了專業承包的蘭州郊區農村作了為期38天的調研，寫了《包產到戶的由來和今後的發展》的調查報告。此時，甘肅已有38.7%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早的已有近兩年的實踐，蘭州市郊已有了第一批專業戶。我們就包產到戶產生的必然性，包產到戶的成就，特別是包產到戶以後將怎樣發展作了調研，聽取了很多幹部和農民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包產到戶有強大的生命力，它不僅是解決農民溫飽的臨時措施，而且可能成為農業向專業化、社會化發展的橋梁，很可能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一個起點，從此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來。”而且明確指出：“搞包產到戶之後，再要回到原來搞農業的老辦法上去是不可能了。”報告還就包產到戶以後農村的發展做了預測：“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行包產到戶，每個農戶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小而全的經營單位……解決溫飽問題；第二階段，多種經營蓬勃發展，兼業農戶大量出現；第三階段，是專業戶和專業農戶。”“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專業戶、專業農戶大量出現，實現農業專業化。而專業戶又必然要求聯合、協作，要求社會化。於是建立在農業生產力大大發展，實現了專業化基礎上的集體經濟企業，就會成為我國農村的主要組織形式。”“所以我們說：包產到戶發展前途寬廣。”這篇報告寫成後，先應甘肅省委宣傳部的要求，在省級廳、委、局、辦幹部大會作了報告，並在省委內刊發表，1980年1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未定稿》上全文發表。
當時，1980年中央75號文件在內部發布不久，全國關於陽光道與獨木橋的爭論很熱，這篇有新意的調查報告公開發表，對於主張包產到戶的同誌，是一種理論上的支持。1981年的春天，六安地區（肥西縣的上級）地委書記派人到北京，送給我一公斤六安瓜片（茶葉）。並對我說：“我們書記說：‘你們的文章寫得太好了。原來我們到省裏開會，常常坐在後麵，雖然我們的貢獻很大，包產到戶上交的公糧多，表現不錯，但我們自感成分不好，因為包產到戶是獨木橋，理不直，氣不壯（安徽在萬裏調京後，包產到戶又不讓搞了）。看了你們的文章，心裏有底了。你們說得對，包產到戶發展前途寬廣，將來不是我們要再回到老路上去，而是他們也要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才是陽關大道。’”
這篇調查報告也受到農委杜潤生等同誌的重視。1981年，王小強同誌隨農村發展研究小組一起到農委調查研究部門幫助工作。此後，我也常被邀參加農委調研部門的會議和調研活動。
1983年，中國社科院組建“農村體製改革試驗縣調研組”，時任院長馬洪同誌批示：“辦體製改革縣要同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商量，取得他們的支持。”“批示”轉報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很快得到杜潤生同誌的重視和熱情支持。提出基地縣由中國社科院主辦，農村政策研究室全力支持，並專門派王岐山同誌進行聯絡。這個點選在山東，是杜老親自同山東省委書記蘇毅然同誌商量定的。調研組由我任組長，組員由孫越生、李蘭亭、張曉山、張曉明等六人組成。臨行前，杜老還親自同調研組進行了座談，就縣級體製綜合改革試點應調查些什麼問題，怎麼調查研究和縣級體製改革開始應做些什麼等問題作了指示。試點縣調研工作開展以後，我們返京既向社科院領導彙報，也向農村政策研究室的領導彙報，遇到問題也向他們請示。1985年5月，農村政策研究室還在試點縣——陵縣召開了華東地區經濟體製改革試點縣討論會，吳象、王岐山等同誌到會作了講話。課題組在山東陵縣調研三年，業務指導實際上是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農村政策研究室也一直把我們看作是他們的點。那幾年，中央開農村工作會議，我是作為試點縣的代表參加的，也多次參加農村政策研究室召開的其他會議和一些調研活動。所以對於五個一號文件的起草、討論、製定、通過的情況，知道一些。
幾個中央一號文件（1982～1986年），是黨中央領導全國農村進行改革和發展的曆史文獻，內容包括推行以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實現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使用權分離，使農民成為經營主體，從而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大增產，農村經濟社會事業大發展，農民生活大改善，同時廢除人民公社製度，在農村重建鄉（鎮）、村、組體製等多個方麵。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前期，中國農村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的洶湧澎湃、千姿百態的曆史畫卷，30年後的今天來重新審視、研究很有意義。
現在回顧起來，這一係列指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中央文件，應該是七個。前麵講到的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正式開啟了實行包產到戶的閘門，起了重大的曆史作用，應該說是第一個。以後是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最後還有一個中央1987年的五號文件，同樣起了重大的曆史作用，七個中央文件是一個整體。本文除前麵已經論述了75號文件外，以下分六部分分別論述。
（一）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農民說是“順氣丸”
1980年75號文件傳達之後，明確了在貧窮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這給廣大農民群眾撐了腰。1981年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很快就突破了原來的範圍，貧困地區發展得最快，中間地區、發達地區的農民也動起來了。但是75號文件還講了“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一些幹部據此作為反對推行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依據。雙方爭論和鬥爭很激烈，形成了“上麵放，下麵望，中間出了個頂門杠”。有的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出去開會一天，農民和基層幹部連夜就把地分了，稱為“一夜政變”。聯產承包責任製正因為是在上和下、幹部和群眾思想並不統一的狀況下迅速推行的，難免出了一些問題，如有的生產隊把集體財產也都分了，把拖拉機賣了或拆解分了。反映到上麵，又成了一些領導幹部反對包產到戶的借口。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開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改選了黨中央領導，胡耀邦為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此時，萬裏已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7月31日，胡耀邦給萬裏寫信，提出今年9～10月間要再產生個農業問題指示。8月4日胡耀邦同杜潤生談，布置文件起草工作，特別提出文件要寫政策放寬問題。據此，農委組織幹部作了調查研究，聽取意見，並起草了文件。10月，中共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各省市自治區主管農業的領導人參加、討論文件草稿。其間中央書記處領導接見會議代表，胡耀邦發表講話，明確指出：“包產到戶並未動搖農村集體經濟，把包產到戶說成是分田單幹是不正確的。責任製用了‘包’字本身，就說明不是單幹。我國堅持土地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建立生產責任製也是長期不變的。”文件初稿各省帶回去，農委杜潤生等同誌會後再次聽取各地意見，修改定稿。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文件，定名為《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杜潤生同誌建議：“文件在元旦發表，為新年的第一號文件。”胡耀邦當即讚同並簽發了這個文件，並說：“農村工作方麵，每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這樣，關於農村工作的第一個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就產生了，而且，也為後麵幾個一號文件作了預定。
這個文件最重要的內容是，黨中央以文件形式，第一次正式肯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結束了關於包產到戶問題長達近30年的大爭論。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製，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不論采取什麼形式，隻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文件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專門對農民群眾新創造的（1979年、1980年）包幹到戶作了肯定：“包幹到戶這種形式，在一些生產隊實行以後，經營方式起了變化，基本上變為分戶經營，自負盈虧，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係……所以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一號文件這個正確的判斷，極其有力地支持了農民群眾的新創造和強烈要求，正是這個包幹到戶，不久就統一了全中國。30年來的實踐，也完全證實了這個文件的正確判斷。
一號文件下達以後，農民群眾歡欣鼓舞，認為這是黨中央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合乎莊稼人的心意。因為長期以來，總說包產到戶是搞資本主義，而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對此農民不服氣、有意見。這個文件為包產到戶正了名，恢複了名譽，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幹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而且宣布長期不變，農民高興了，說這個文件，就像是一顆“順氣丸”。
一號文件一發表，農民搞包產、包幹到戶更加理直氣壯，很快由貧困地區向其他地區迅速擴展，形成不可阻擋的燎原之勢，到1982年6月，全國農村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的占4.9%，包幹到戶的占67%，兩項合計占71.9%。到1982年年底雙包到戶的已達90%，到1983年，連發達地區也基本都實行了包幹到戶。
（二）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農民說是“大力丸”
1982年3月，中央決定撤銷農委，成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任命杜潤生為主任。研究室成立後，就開始下一個一號文件的醞釀和起草工作。不久，向全國派出七個調查組，調研農村包產到戶後的新情況、新問題，同時也著手研究年初胡喬木提出的農村搞生產責任製，要從農業合作社理論上進行說明的課題。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胡耀邦在政治報告中指出：“幾年來農村建立的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必須長期堅持下去，隻能在總結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加以完善，絕不能違背群眾意願輕率變動，更不能走回頭路。”會後不久，胡耀邦就批示農研室要準備年底開一次農業書記會議，起草一個中央文件。
1982年11月，中央召開了農村工作會議，會後起草了文件，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定名為《當前農村經濟政策若幹問題》，於1983年1月2日發表，為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文件的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麵：一是農村實行大包幹之後，農業大幅增產、農民收入增加，經濟發達地區社隊企業已有較大發展，農村還出現了很多專業戶、個體工商戶、長途販運戶等，而且已經有少量的個體工商戶開始私人雇工。因此，社會上又有了新的爭論，如允許不允許長途販運，允許不允許雇工……一號文件對此作了回應，明確指出：“聯產承包責任製和各項農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國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麵，促進農業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著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轉化，這種趨勢，預示著我國農村經濟的振興將更快地到來。……黨和政府的各個部門，各級領導幹部，都應力求做到思想更解放一點，改革更大膽一點，工作更紮實一點。”這對放活農村工商業、加快農村乃至全國經濟改革的步伐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