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鎔
20世紀50年代，就知道杜潤生同誌的大名了。那時黨內傳達，毛主席批鄧子恢同誌是“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在那裏走路”。鄧子恢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指導工作許多事是農工部秘書長杜潤生同誌抓的。我們當時戲說杜是“小腳女人”的拐杖。聽傳說，當時有個分工，毛批鄧，要周恩來批杜，但周虛晃一槍，就放過去了。
真正親炙杜老的為人與作風，是20世紀80年代連續去中央農研室，參與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我隻是作為省裏的基層工作者，是一個“農民工”而已。但每年年初，中央領導胡耀邦、萬裏等出指示，杜老親自布置我們下去調查。夏季碰頭，再調查。秋季座談、動筆，反複多次，寫出幾稿。11～12月份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我們戲稱為中國的“農民議會”（因為中國沒有農民組織），大家七嘴八舌，反映農村、農民、農業的情況與問題，提出文件的修改意見，有時會推倒重來。因此，那時的農村工作會議會期很長。1981年的農村工作會議就從北京開到天津，會後誕生了第一個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1982年年1月1日），標誌著中央在農村工作上決策方法的大轉變。隨後五年，每年一個一號文件，第六年已起草好第六個一號文件《農村改革必須繼續深化》，因為當時“反精神汙染”發了幾個文件，這個文件就排在第五。因此，20世紀實際是五個一號，加一個五號。這六個有曆史意義的文件，一字一句，都凝練著杜老及其團隊成員的心血。
我想特別值得欽仰的是杜老嚴謹、民主、平等的學風。開起座談會來，“沒大沒小”，老中青、理論和實踐工作者、有關部門負責人及專家，隨意發表觀點，有時也吵成一鍋粥。杜老眯著眼，微笑傾聽，常做筆記，不時插話，但往往是中性的，將討論引向深入。尤其注意啟發年輕人發表觀點。有一次他從耀邦處回來，說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問耀邦“家庭聯產承包製”問題，說可否不要“家庭”這個前綴詞？當時吳象同誌就拍案而起：“生命就在於這兩個字，這不是一般的詞而是定性的定語，決不可改。”當時就開了鍋，大家議論紛紛，也有人說可否內外有別，對外可緩和一點，但最終統一認識，“家庭”兩字不可刪，而且是基礎。又如進城農民，開始寫的是要“自帶口糧”，背上幾十斤，吃完怎麼辦？後來好像是姬業成琢磨出，把“自帶”改為“自理”，改了一個字，就活了。可以自帶，也可以自買、借貸等。那時往往有一字一句之爭，但往往是一字千金、一字千鈞。一個文件，真是千錘百煉而成。
座談討論，我們都稱杜老為老杜，極少有人稱他職務，他總要糾正不讓喊“主任”。他說的話，覺得不妥可以反駁。廣東的杜瑞芝搞文件是常客，觀點多，脾氣衝。有時就說中央某些舉措不當，“上麵感冒，叫下麵吃藥”。杜老總是耐心傾聽，不打斷他的話。杜瑞芝也不客氣：“你別老叫我小杜小杜的。我現在已是廣東省委顧問委員會的副主任了，不叫杜老也起碼升格為老杜了吧？”杜老還是笑眯眯地說：“小杜呀，我才是老杜。你成了老杜，我怎麼辦？隻要我在，你永遠就是小杜。不要不服氣，但你的意見我聽。”說得大家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