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人餘秋雨先生在他的《行者無疆》一書中講到，他在瑞士首都參觀愛因斯坦故居時，看到牆壁上寫著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一切發現都不是邏輯思維的結果，盡管那些結果看起來很接近邏輯規律。”杜老關於農村調研要用歸納法不用或少用演繹法的思想，同遠在歐洲的科學大師的觀點，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五
“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是杜老經常強調的又一個指導思想。改革就是對原有生產關係和利益關係的調整及重新分配。從這個角度講，任何一項政策從整體上看都可能有利又有弊，包括經濟的、社會的，甚至政治的，也包括這部分人、那部分人，這部分地區、那部分地區等。即使像大包幹這種最受農民歡迎的經營形式，也有對五保戶、缺勞戶的照顧，對公益事業、集體經濟的發展，對培養團隊精神等帶來負麵影響的問題。研究問題必須權衡利弊，抓住主要方麵，才能作出正確判斷。
杜老不僅經常講這一原則，而且用活了這一原則。以農村土地政策為例。土地既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現階段又是農民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命根子。作為生產要素，需要通過適度流動實現其優化配置，作為生存條件，又要求基本穩定。穩定和流動成為一對既統一又對立的矛盾。而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鄉關係的變化，又使這一對矛盾複雜化，這就使農村土地政策始終麵臨著“兩難”的選擇。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農地政策從開始強調穩定承包權，到允許農戶之間使用權轉讓，從承包期三年延長到15年、30年，再到鼓勵使用權轉讓、鼓勵使用權有償轉讓，直到鼓勵發展土地經營大戶等，都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用活這一原則的體現。
事實上農村許多問題，許多政策措施，都存在著“兩難”的選擇。而“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則是破解這一難題的鑰匙，運用好這把鑰匙，就可以避免絕對化和片麵性，實現均衡發展。
六
正確的思想方法、思維方式，隻有建立在占有大量第一手事實和材料的基礎上，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正確的結論。當年在起草一號文件過程中正是這樣做的，而且把農村調研擺在了第一位——當前農村改革遇到了什麼困難和問題，農民要求解決什麼問題，中央需要在政策和體製上作哪些調整等，不是坐在辦公室裏想出來的，而是來自實踐，來自廣大農民群眾。同樣，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出路，也來自實踐和群眾。為此要極端重視對農村新情況新問題的了解和收集。除了重視吸收不同渠道的信息情況外，每年春天都要派出大量研究人員和領導同誌，深入到不同類型地區村莊和農戶作幾個月的實地調查。同時廣泛利用社會力量參與調研，如委托科研和教學單位專家進行專題調研，利用學校假期組織老家在農村的大學生回鄉調查。據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同誌介紹，那幾年多次組織假期回鄉學生調查，其中成規模的調查有兩次，累計近千人次參加。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在常規調查中無法取得的資料和信息。
調查研究的另一種方法是，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根據農村調研形成的下一年農村工作的基本思路、文件提綱、初稿等，都通過不同類型的座談會聽取意見。這雖然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但參加座談人員方麵之多、代表性之廣，確實不多見。例如除了召集相關部門領導、科研教學單位專家及地方領導、基層幹部參加座談會外，有時還召集一些特殊群體人員參加座談會。如在京的離退休省委書記、省長座談會，在農村插過隊、返京工作的老知青座談會，勞模座談會，在基層任職的中央領導子女座談會等。與此同時，還根據需要舉行一些專題研討會。這種集百家之高見，集中各方智慧的做法，促進了認識的深化，有利於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實質和要害，避免了主觀隨意性和片麵性。
幾年來在起草一號文件中所形成的良好學風及科學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成為提高調研成果和文件質量的重要保證，也培養了一批幹部。
一轉眼30年過去了。現在我已經退休，退休後基本沒有再涉足本行，興趣使然，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農村改革座談會約我寫篇紀念30年的文章，由於手頭缺乏相關資料，隻好憑回憶寫出這篇感受體會式的隨筆，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本文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原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