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監複
一、杜潤生——為中國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曆史貢獻的改革家
1.%農民“闖一闖”，杜潤生“試一試”，鄧小平“看一看”
新中國成立後，按照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同綱領》的方針政策，農業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可惜，在急於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子恢、杜潤生被批判為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小腳女人”，農業迅速實現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結果帶來了“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中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正是這種嚴重失誤和曲折的曆史教訓，使許多農民、幹部、領導，特別是作為曆史見證人的杜潤生，清醒地認識到，得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鄧子恢支持的“包產到戶”是正確的。因此，“文化大革命”後複出的杜潤生以厚重的曆史感和堅定的責任感帶頭支持“包產到戶”的決策，他富有策略地在起草中央文件的過程中，一步步地使文件中“不準”、“不許”包產到戶的政策語言，逐步演變為“可以”在貧困地區，後來又“可以”在其他地區包產到戶，到了第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包產到戶的性質定為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包產到戶就由“姓資”演變為“姓社”了，不合法變成合法了。
胡錦濤講“我們黨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艱辛探索”，農民和農村工作者同樣進行了艱辛的探索與勇敢的闖關。在包產到戶與反對包產到戶的艱苦鬥爭中，在曆次政治運動中，上至鄧子恢、彭德懷、杜潤生，下到省地縣鄉村的不少幹部，甚至毛澤東親自點名的農民楊偉名，都遭到過批判、鬥爭，數萬人為了包產到戶家破人亡。杜潤生為了總結推廣群眾包產到戶經驗，創造了過渡性的、阻力較少的概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集體與農戶雙層經營”、“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集體土地”、“農戶承包經營機製”、“股份合作製”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對“包產到戶”，杜潤生為農民爭取到了合法地“試一試”包產到戶的權利。他用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中采用過的“耕者有其田”，代替被“左”派反對的“土地私有化”。
值得肯定和讚揚的，是鄧小平對待農村改革的態度是“看一看”，即允許農民闖、杜潤生試，他自己是看一看，幹好了就拍板接著幹，有問題就改。因此，以杜潤生為主任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在請示中央同意後，同各省、市、自治區一起辦了幾十個農村改革實驗區，對各種改革政策進行地區性試驗，為中央起草農村改革文件提供了科學依據。各省又有自己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和總結農民改革新經驗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上下互動。鄧小平拍板定案，“看”了幾年後，肯定了“闖”與“試”的實踐成果。
2.%“能夠講出所以然”的學者型官員，使更多的人同意“包產到戶”
萬裏讚揚杜潤生是“能夠講出所以然”的學者型官員，能夠有力地說服想不通包產到戶的幹部。當省委書記會上有爭論時，趙紫陽同誌讓杜潤生去講講，他從工廠工人可以負責一台機床，完成生產計劃定額的責任製講起，說明農村的土地是集體的，農民像工人負責機床一樣負責一塊土地的農業生產，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因此，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同工人承包機器完成生產任務的責任製一樣，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他有說服力地回答了承包到戶姓“社”姓“資”的問題。他講到農業不同於工業，農業有自然再生產同經濟再生產交織在一起的特點，農作物的生產時間同農民的勞動時間不一致，為了更好地將勞動成果的合理分配同農民勞動的質量與數量掛鉤，搞複雜的工分製不如搞承包製。在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人的支持下，杜潤生盡力說服了對包產到戶有所懷疑的高級幹部，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保持了全黨高度一致的支持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杜潤生注意並且善於利用調查研究和試點實效的有說服力的成果爭取領導支持。連續五年（1982～1986年）每年發出一個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成為廣大農民包產到戶的令箭和定心丸。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了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聯絡室等，加上同地方結合共同辦起的幾十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工作成果，使杜潤生的政策建議直接來自於農民、基層，使農研室的政策建議和起草的一號文件，真正如實反映了農民的心願和農村的問題，提出了符合實際的對策。
3.%杜潤生關注農村的全麵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