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主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要研究變法與變政的關係。他要求收集、分析、研究清朝末年康梁變法以及英、法、日等國變法的曆史資料；研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法律變化情況，根據曆史經驗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將可能出現什麼新情況，應采取什麼新對策。他對於變法後勢必引發變政即變法以後勢必改變政治體製的曆史經驗很重視。這種改革對當權者是極大挑戰，如能順勢而為，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就能走向進步。否則，可能引發革命和鎮壓革命的反革命。
——杜潤生要求研究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成功經驗和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的失敗教訓。對於蘇聯學者重新肯定恰亞諾夫的縱向合作化的論點，杜潤生很讚同。恰氏認為農業的規模效益不同於工業，不能把100俄畝的太陽能集中到一俄畝土地上，農場太大，農業生產資料與農產品運距過長，加大成本，也不利於管理。應實行中小規模家庭農場，加上縱向專業合作社服務，如農技、化肥、農機、銷售、加工等環節的專業合作。實行農業生產中小規模，而加工、銷售、服務合作大規模的方式。但恰氏理論被斯大林批判為：“馬克思主義河流上的泡沫”、“反對農業集體化的反動理論”，最後恰氏被誣為帝國主義間諜的“農民黨”領導人而被槍斃。同意恰氏觀點的專家、學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判刑。杜潤生說，我沒有被打成反革命農民黨，你們也沒被打成恰亞諾夫分子。但是，為了包產到戶挨批的人，可能比當年恰亞諾夫案件受難者還多。
——杜潤生早在1984年就突破了“姓社姓資”的禁區，他指示國務院農研中心組織一個考察團，先考察西德，再考察東德，研究為什麼東德農業不如西德農業的問題。由於種種原因，以武少文副主任為團長和以吳象、霍泛為顧問的考察團，隻考察了西德，沒有去東德。但是，西德萊施教授向代表團談了他的看法：東德農場過分強調規模要大，幾萬公頃，管理不善，西德為家庭農場，平均規模15公頃。東德農場過分強調專業化，糧食農場隻生產糧食，奶牛場隻養奶牛。西德農場農牧結合，種植糧食也種植飼料，還養牛、豬。西德農業發展專業性合作，包括農機化。東德農業教育、科研、推廣分開，自成體係。西德注重農業教、研、推廣結合，發揮各種農業協會、合作社等民間組織作用。東德重視物而忽視人的積極性，西德重視農場主積極性，農場主必須專門學習和實習，獲綠色證書後，才能經營農場，獲得貸款。杜潤生對於萊施的觀點很重視，並將有的經驗融化、吸收到農業政策中。
——杜潤生還要求我們收集材料，了解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爭論的焦點，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爭論的焦點，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在路線上的爭論，重新審視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曆次路線鬥爭，以認清改革開放的意義和方向。他從曆史看未來，從國外看中國，又從中國農村實際看國內外曆史經驗教訓。杜潤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思想家。
朱厚澤告訴我：“杜潤生是一座金山。你要多向他請教。”我很幸運，有機會聽他的教誨；但是很遺憾，我未能深入理解和進一步發掘他的思想寶庫，舉以上幾例，可能掛一漏萬。
三、杜潤生的名字，是刻在幾億人民心中永存的心碑
“六四”政治風波以後，杜潤生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被撤銷，但是幾億農民沒有忘記杜潤生。
1990年1月，我參加黑龍江農業機械化工作會議時，會議主席介紹我的身份，依然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局級研究員”。他不顧這兩個單位已被撤銷的事實，仍堅持使用這兩個單位的名義，因為農機化工作者知道，正是在這兩個單位的負責人杜潤生、武少文主動提出和直接支持下，1989年12月，爭取到國務院委托，召開了全國農機化工作會議，打破了農機化十年被冷落的局麵。在黑龍江的農機工作會議期間，佳木斯市的一位縣長真誠地告訴我：“縣裏一位農民問他，農研中心真的撤銷了嗎？”我感到，一個單位可以被撤銷，但是由於這個單位在農村改革中為農民、為農村工作者做過實實在在的好事、實事，因此農民永遠記得這個單位，農村幹部忘不了這個單位，這個單位成了他們的心碑！杜潤生這位重要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將刻在中國曆史的紀念碑上和留在中國人的心碑中。
（本文作者係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