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
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
無山頭卻門生遍九州
初識杜老
1979年冬初，我剛到《農民報》當記者一個多月時間。某日，社長苗沛石到記者部問：“誰手頭沒事兒，去農委給杜主任送審社論清樣。”我被抓差，蹬車就走。杜老正伏案看文件，見我進屋，隨口問：“你是《農民報》的？”“我剛去不久。”“原來幹什麼？”“插隊。”“多長時間啊？”“十年頭，八年整。”“時間不短啊。談談，有什麼體會？”我看杜老挺隨和，應聲而答：“農民太苦，農村太窮，國家農業政策製定應該建立在務農有利可圖的基礎上。”“喔，這是一條，還有第二條嗎？”“有。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滿。事實上，無論自然界還是經濟生活，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滿。”杜老看看我：“把清樣放下吧，我看過後派人送回去。”我走了。一周後，我接到調令，到國家農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500億元的調研
1980年春，某日，杜老把我叫到他辦公室：“上午到（姚）依林同誌那裏開會，中央決定今後十年對農業投資1500億，讓農委拿個方案，你去考慮一下。”我當時是個剛到農委工作才幾個月的普通工作人員，有點發懵，心說這老爺子真敢放手用年輕人，這題目太大了。杜老盯著我慢悠悠地說：“幹政策研究這行，最忌諱的，就是自以為懂得，實際上並不真懂。”我回去琢磨了個意見，請農口各部局（水利、農業、林業、畜牧、水產）財務司或計劃司各出一個處長，由農委政研室兩個副主任牽頭，組成調研小組，用了大半年時間，跑了中國不同類型的地區，廣泛征求意見，編出了一個建議方案。杜老看了方案，滿意地說：“關起門來拍腦袋治不了國，調查研究好。”然後講了一句至今我仍作為警言的話：“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麼，而在於隻能幹什麼；不在於你想要怎麼幹，而在於隻能怎麼幹。”
兩害相權取其輕
80年代初期，中國農村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方興未艾。內參上反映內蒙古出現一些集體資產流失、農業機械拆分廢棄的情況。杜老看後，把我找去：“你去趟呼和浩特，找周惠同誌（時任內蒙古自治區書記）談談，聽聽他的意見。”我見到周惠同誌，一個飽經滄桑仍精幹決斷的形象，他向我詳細談了他的看法。我回京後向杜老轉述了周惠同誌的意見，杜老樂了：“周惠同誌的意見是對的。不能什麼都要，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生產、吃飽肚子是第一位的。那麼大的一場改革總會有些損失，隻能抑製，無法求全。兩害相權取其輕。將來農民生活好了，生產發展了，還會聯合起來搞機械化，但那會是自願聯合，市場和經濟意義上的聯合，會是一種新的形式。”
撥魚兒
1980年夏，某周末上午，杜老約我去他家談事。杜老家中，貓多、味重。那天就老爺子一個人在家。談完事，中午了。老爺子說：“在我這兒吃飯吧。”我納悶兒，誰做飯啊？老爺子拎起一口小鍋，拿蕎麥麵拌水一通攪，然後傾斜著往煮開了的水裏用筷子一點一點切撥，告訴我說：“這叫撥魚兒，我們山西的農家飯。過去在太行山打仗，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挨鬥，我自己弄飯吃，就吃這個。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