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木生
時間如白駒過隙，2008年7月18日，杜老95華誕。驚回首，相知、相識、相隨杜老28年過去，如穿越了時空隧道，彈指一揮間。杜老仍思維敏捷，但已行動遲緩，口齒吐字不甚清楚。馬阿姨已不認人，隻認杜老，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絲惆悵，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我第一次與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強參加杜老在萬壽路賓館主持的一個座談會，在座的多是各省農口的領導，主題是基層幹部問題。當時包產到戶初露端倪，乍暖還寒。基層幹群矛盾突出，發言者對基層幹部頗多微詞。杜老突然點將，“讓在農村插過隊的年輕人說說。”小強和我隻表述了一個觀點：基層幹部，是我們黨在農村的唯一組織資源，體製正確時，幹好事的是他們，體製錯誤時，幹壞事的也可能是他們。除了他們，我們在農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來讚許的眼光，鼓勵我們繼續講。我補充：“就像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是同一個孫悟空一樣。”杜老嘿嘿地笑起來：“噢？你們年輕人也這樣認識？”顯然是表彰，杜老拉著我們兩個年輕人與他同桌進餐。霍泛伯伯邊吃邊敲邊鼓：“老杜啊，你不總想找一些有理論有實踐的年輕人共同搞調研嗎？”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觀察我們，考量我們。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說：“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一塊巨大的磁石，隻一次就吸引了我。
隨著我們這群年輕人下鄉調查的次數日多，與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當時包產到戶方興未艾，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爭論也白熱化，兩軍對壘，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文化大革命”雖已結束多年，但多數人仍是作慣性思維，路線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沒有調和的餘地。
八億人，不鬥行嗎？杜老反之，十億人，不鬥就行。
杜老主張“道並行而不悖”，見仁見智，互擅勝籌，會合各方主張，相互容納，各家見解雖有不同，但經過論辯，即為集思廣益，必能激蕩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中庸》）。對集體經營、包產到組、包幹到戶，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爭論的雙方也就此盡釋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從此包產到戶一發不可收，如燎原之勢，而觀點不同的人們，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謀，沒有上綱上線，不受路線鬥爭之困。我親耳聽萬裏同誌說過，為什麼同樣的道理，從我們口裏說出，和從杜潤生同誌嘴裏說出就不一樣，話讓他一講，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接受。這之後，實踐中，產量說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辯證法，而且如臂使指，將複雜的事物抽絲剝繭，提煉為哲人的理性。我隨杜老到西安研究包產到戶後，個體工商戶如影隨形成長起來，出現私營企業雇工經營。姓社姓資的爭論立刻出現。杜老不溫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要多用歸納法，少用演繹法，到實踐中去找答案，標準是被雇的農工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結果是短短幾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多種經營遍地開花，農業生產力高歌猛進。1980～1986年，那是農村變革的黃金時代！
杜老就是這樣，在波瀾不驚、有條不紊之中，推進曆史的巨輪發生了石破天驚的變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靜悄悄地走下神壇，卻未發生任何震動，這是何等的大手筆！
有一次，隨杜老到中南海彙報糧食問題。記得高小蒙還拿出數字模型證明，中央手中隻要保持640億公斤糧食，用保護價收購，剩下的所有糧食可完全放開，取消糧票，市場化經營。這就是“穩一塊，活一塊”的漸進改革模式。這時，一位中央領導說，你們年輕人還這樣保守，中央留500億公斤足夠了，剩下的全放開。話音剛落，一位青年人很衝動：“你們中央想什麼呢？我們提的數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複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這位中央領導馬上向衝動的年輕人走過來，拍著他的肩膀，和顏悅色地說：“你們慢慢說，我仔仔細細聽，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為杜老會批評我們張狂。沒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的樂，並說：“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家夥為我們這些老家夥投石問路。”
進入2007年，杜老還是那麼睿智。他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針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論，一篇是由姚監複代筆，他老人家口述有關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曆史還原。看了這兩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謂人老成精，薑還是老的辣。有人說杜支持謝韜的觀點，我看未必。引原文：題目是《理論思維活躍是民族振興的喜慶氣象》，好聽又中肯。“一個黨，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理論思維，一定會衰敗下去。”切中時弊。中國什麼樣的產能都過剩，最大的危機，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機和理論再造。“有爭論是好事，不同的觀點，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思想上的試錯，可以代替行動上的試錯。”大智慧而不失分寸。文路一轉：“謝韜文中有一個地方說‘隻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提法，口氣硬了，不一定妥當。現在中國並沒有出現民族危機。”看似輕輕提起，卻一語中的。“什麼是中國特色？首先是不要蘇聯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是曆史經驗告訴我們的。那麼，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800多萬人口的小國，我們是13億人口的大國，大國怎麼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盤接受瑞典模式。”結論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見杜老都皆大歡喜，但他又從不失原則，極高明而道中庸。（《炎黃春秋》2007年6月，第一頁）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手頭的《炎黃春秋》未找到該期，但記憶深刻。杜老還原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曆史的本來麵貌，指出，無論是理論的徹底性，還是實踐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望其項背，無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們無法超越的指導思想和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初始點。事後在網上看到此文，將小標題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實現社會和諧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國以來失誤的根源是脫離了中國國情，錯誤地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過去的錯誤的烏托邦式的聲明所約束，堅定地走新民主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