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五個一號文件製定和形成的過程中，在對當時農村改革的指導和規範過程中，杜老的貢獻和作用已經寫入曆史，在廣大農村工作者、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中也早有定論。應該說，杜老之所以令人折服，因他的全部精力心思和智慧都與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場波瀾壯闊的改革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你隻要談到農村改革，就無法不談到杜潤生，而你提到杜潤生也就必然要談到他所要努力踐行的農村改革。杜老謙稱自己不過是那個過程的一個“符號”，然而，能成為“符號”該是多麼難得的榮耀！
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幹部，杜老之所以能產生比他所擔任的職務的級別要大得多的影響，除了上麵也提到的帶有共性的水平、能力、素質、修養之外，我覺得他個人的人格魅力也是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拿講話來說，他開起口來總是那麼從容不迫，娓娓道來，卻都是字斟句酌，有的放矢，不僅有縝密的思維和嚴謹的邏輯，而且時不時冒出來自農民口中的鮮活語言和讓人回味無窮的名言警句。他講話的語速不快，我幾乎可以一字不落地記錄下來，回頭再一看，覺得完全是可以不加任何刪改的既有內容又有深度的一篇優秀論文。這樣的感受，不是一次兩次，不是一年兩年，而是貫穿我能聽到杜老講話的全過程。
這種感受對我從事的新聞工作影響很大，真是獲益匪淺。首先是對政策的理解和對情況的把握心中有數有底了，寫出來的文章怎麼才能叫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心裏也比較有譜了。因此，那些年包括後來一直到退休，我所寫下並在《經濟日報》發表的為數不算少的關於“三農”的評論、述評、側記、通稿、專訪、消息等新聞作品在報社編輯部大多能很快順利通過，有不少是作為頭條或顯著位置刊發，弄得我在圈內也小有名氣，還被一些朋友開玩笑戲稱為是所謂“專家型記者”。其實我心裏很清楚，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杜老。他對我的影響還不僅止於新聞寫作，更主要的是，在了解了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深邃思想和係統見解後，我自認為也可以算是對中國的“三農”問題開始懂得了一點皮毛，覺得自己能夠在這個領域借助新聞記者的筆來做一點鼓與呼是值得的，是應該的，也是有意義的。
可能這也算是一種精神力量，一種類似追求和誌願的情懷，我至今對在農口幹新聞長達22年無怨無悔，盡管期間有多少次“改行”、“換崗”甚至“高就”的機會，我都主動放棄了，在“農口”搞新聞幹起來雖然有時也覺得很難，很苦，但還是覺得有味。這其中有杜老對我潛移默化的一種精神的啟迪和教誨。
難能可貴的是，在杜老離職離休後，盡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一刻不肯息肩，仍情係“三農”，滿腔熱忱地關注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的命運，不時發出令人有振聾發聵之感的真知灼見。好在《杜潤生文集》中的百萬字，是他所從事的壯闊事業的真實而生動的記錄。許多篇章，充滿人文關懷，顯示了超前的洞察力和預見能力，有些看法和建議，雖然一時可能不為所有人理解和讚同，也並未馬上轉化為現行政策和行政舉措，但他所展示的問題症結和提供的解決思路卻是非常寶貴的，可以說是他一生為“三農”事業奮鬥的思想結晶。
在漫漫人生路上，人和人交往的深度和相互間心靈感應的程度往往並不與交往的時間長短和來往的密切與否成正比，在一起共事十幾二十幾年彼此都沒什麼感覺的實例在社會上不在少數。但是提到杜老，在精神世界裏，許多與之接觸過的人都會不約而同地感到一位忠厚長者的名師風範，許多人對他的尊敬完全是非功利主義和狹隘私利的，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一種人格的魅力和人格的力量。我有幸也算忝列其中吧。我不敢也不配稱是他的學生，但他卻確是我從近不惑之年起有幸結識的一位恩師。說起來我與杜老單獨采訪談話的次數卻很少，私人間更沒有什麼交往和接觸，甚至至今也未曾到他家登門拜訪過，但他的思想作風品格卻確實影響了我的職業選向和人生軌跡，在這個意義上，杜老實在是我可敬的一位精神導師。
（本文作者係《經濟日報》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