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農村一些地方的農民為了解決吃飽飯的問題，突破了長期計劃經濟和傳統農業經營管理模式，自發地搞起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其中包括“聯產計酬責任製”。黨內對此爭論很大。1980年5月，鄧小平同誌發表談話，支持了安徽肥西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幹”。中央於當年發布了75號文件，講到，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當時還僅限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包產到戶”一下子由暗的變成明的。從此，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全麵拉開。“包產到戶”範圍越來越大，在社會上、幹部中引起了很多爭議，特別是在媒體上反映出來，有截然相反的兩種看法，有說好的，也有反對的。當時的思想認識並不統一，“包產到戶”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解決。
隨著改革的深入，反映官員認識和政策的中央一號文件每年都有進步和變化。
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目前，全國農村已有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大規模的變動已經過去，現在，已經轉入了總結、完善、穩定階段。
到了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肯定，聯產承包製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分戶承包的家庭經營凡是群眾要求實行這種辦法的地方，都應當積極支持。最終肯定了“大包幹”，結束了爭論。
在這段驚心動魄的大爭論、大改革時期，杜老心係農村，心係農民。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直接了解農村基層的真實情況，傾聽農民的真實想法和心聲，以便實事求是地作出科學決策，他積極支持了當時國家農委政研室年輕幹部提出的利用大學生寒暑假回鄉機會作“百村調查”的建議，開創了貼近群眾、實地調查的新形式。
1981年，當時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的杜老，將“百村調查”的任務交代給當時農委政研室的翁永曦、曹居中，指示組織家在農村的大學生回鄉調查。1981年國家農委撤銷，成立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後改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百村調查”的任務由組織社會力量從事農村研究的農研中心聯絡室繼續承擔（聯絡室在機關內稱六組，農村戰略研究組）。
第一次“百村調查”是通過北京農業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師大等高等院校團委和學生會，組織家在農村的大學生利用寒假回家過年探親的機會，走親訪友，進行農村調查，如實反映農村情況。當時為了保證信息的第一手和真實可靠，要求參加調查的學生，一是家必須住在農村，二是大三以上文科學生（因為當時的學生中有工作經曆，歲數較大的不少）。調查報告不限題材，隻要求真實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1982年春天，新華社廣播了“百村調查綜述”後，在北京各大學的青年學子中掀起了一股關心農村改革的熱潮。第二次“百村調查”參加的學校進一步擴大，北醫大、中醫藥大學、北京財經學院等多所參加進來，學生也不限於文科了，研究生參加的也多了。當時為了及時反饋調查報告，對參加調查活動的學生在交調查報告時，報銷單程探家車票。學生們交回調查報告後，我們按照交回的時間順序統一格式、編號，重新打印、校對，不做大的修改，保持原來的觀點和素材，連語言也基本是原汁原味，及時整理主要是為了領導看著方便。那時的打字機是老式鉛字的那種，效率很低，打字室的小姑娘們經常加班加點，下班也不能回家，但是她們毫無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