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村調查”遍布大江南北，20多個省，100多個村子。這些調查報告真實地反映了這些農村學生的父老鄉親、親朋好友們在農村實行大包幹後，糧食增產，家裏有了餘糧後喜悅的心情；用“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利益最直接，辦法最簡單”，“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些樸實的語言表露出對大包幹發自內心的擁護和認知。報告也反映了承包期過短，農民不放心，怕政策變，不敢投入的擔心；反映了平均分配土地過碎，不利於生產經營和集體統一管理，出現了農民自己協商轉包土地和轉移經營權的情況；反映了土地承包後勞動力增加和人口增加帶來的一些新問題，有的地方采取“動糧不動地，供糧不包田”的辦法，有的地方采取口糧田和責任田“兩田互補”的辦法等。報告還反映了農村的幹部作風，基層組織渙散，家族勢力，宗教迷信，農村醫療缺醫少藥，計劃生育等大量的社會問題。
杜老對這些報告很重視，不僅在百忙之中親自閱覽，搜尋著有價值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驗證著已經出台的農村政策，對有的重要信息還親自批示，上報給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同誌。這些樸素生動、栩栩如生的調研報告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當時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領導同誌對上報的一些報告都有過批示，宋任窮等老同誌也有過批示，萬裏同誌的最多，都是用紅筆作出的批示。當時我們都是些剛到機關的年輕人，看到有這麼多大領導的批示，都很激動，私下裏戲稱這些報告是“槍槍見紅”。那時的《人民日報》、《經濟日報》、《農民日報》也連續發表這些調查報告，經濟日報社就在九號院小灰樓一層辦公（我們在二層辦公），經濟部的高以諾近水樓台，總是泡在我們辦公室等稿子。
根據杜老的指示，聯絡室主任盧文同誌還親自主持，召集參加“百村調查”學生的座談會，會後以簡報專呈杜老。令我記憶深刻的是“百村調查”後，農研室在參加調查的學生中，吸納了一些立誌於農村工作的同誌到機關工作。歲月蹉跎，這些同誌已經都是有關單位的領導了。
“百村調查”從1981年開始，共搞了兩次，到1983年結束，後轉為規範的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30年過去了，杜老在當年農村改革如火如荼的歲月裏，用他獨有的調查方式，踐行著我黨實事求是、聯係群眾的路線和理念，為我們這些當年的年輕人留下了終身不可磨滅的印象。
（本文作者係國家電監會辦公廳巡視員，此文得到翁永曦、曹居中、蔣中一、郭作玉等同誌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