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寧一
1994年夏，高文斌主任代表農研中心黨組找我談話，決定讓我擔任杜潤生同誌的秘書。此後至1999年，我在杜老身邊工作五年。雖然我離開秘書工作崗位已有十多年了，但是杜老的音容笑貌仿佛昨日、曆曆在目，杜老對我的諄諄教導時時回響在耳邊，激勵我勤奮工作、不斷向前。現將我在杜老身邊工作時的三件事回憶如下，奉獻讀者。
一、支持年輕同誌做研究
1986年，我從部隊轉業，被分配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在此之前，我未從事過農村工作，但由於部隊幹部和戰士多來自農村，故對農村問題和改革是了解和關心的，特別對杜老更為仰慕和敬愛。
1988年年初，由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的郭永利發起並聯合辦公室的趙毓、資料室的王強和我共同組織了一個跨研究組室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研究”課題小組，目的是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實施後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分析研究，進而提出政策建議。10月份，我們寫出了《資源、包袱、財富——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現狀及發展情景》的研究報告。報告中，對八個省的十個縣農村剩餘勞動力資料進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提出當時（20世紀80年代末）農村約有一億多剩餘勞動力，到20世紀末剩餘勞動力可能將多達兩億。農村剩餘勞動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和財富，勞動力資源的豐沛和廉價，是決定商品價格競爭力的組成要素之一。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地將農村剩餘勞動力盡快轉化為社會財富，不僅影響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影響中國社會的安定，進而影響中國改革和發展進程。我們的報告呈送杜老後，杜老對報告批示：“就這個問題進行研究非常重要。在國內生產總值300%～%2000美元階段理應出現農業勞動力加快轉移過程，我國轉移障礙何在？日本、韓國可作借鑒。望繼續研究，得出幾條建議納入國家發展規劃。”是年，我們四人30歲左右，涉世不深，閱曆有限，特別是我，缺乏農村工作經驗，更缺乏理論功底和研究能力。當我們作出點研究成果時，杜老作為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開創者，對我們四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支持，並對我們的研究報告給予了充分肯定。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杜老對年輕人的關懷，非常激動。此後，經王鬱昭同誌提議，“農村剩餘勞動力研究”課題組發起，杜老同意，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批準成立了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
1989年5月4日，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成立，杜老到會並發表了講話。他主要講了以下幾點：
第一，“二元經濟結構”阻礙了我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從不發達國家轉變成發達國家的進程。中國城鄉一度相互封閉，生產要素單向移動。生產資金大部分被用到城市，大部分勞動力則滯留在農村。
第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釋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當農民有了一定的物質積累後，各項剩餘生產要素將向非農產業轉移。但城市改革的滯後，阻礙了農村剩餘生產要素向城市的轉移，迫使農民在本鄉本土發展鄉鎮企業。城市改革的緩慢也導致農村生產要素是多次逐漸轉移。
第三，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的最佳手段，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要靠市場。改革前，計劃調配資源，否定市場作用，農業邊際產出低；改革後，利用市場，各類資源得到有效配置，農業邊際產出提高，勞動力獲得解放。中國勞動力富裕，要充分利用這種資源優勢，辦法就是：打破城鄉壁壘，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借以調整工農業關係。
第四，土地加勞力的簡單組合最有利於人口生育，改變就業結構是控製人口的最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