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的講話指出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產生的原因、影響和解決的方法，並給我們指明了今後的研究方向，對我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二、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再思考
1993年，我參加了由杜老親自主持的“人民公社時期集體分配製度研究”的研究工作，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目的、意義和成果有了更深入的認識。1994年後，作為他老人家的秘書，我可以更加方便和直接地聆聽杜老教誨和對各類經濟問題的分析、判斷。經過長時間的朝夕相處，我發現，杜老除了肯定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獲得的巨大成功之外，更多的是對當時農村問題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所支付的政策成本的思考。有一次，杜老和我談起1978年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的政策成本。他表示，人民公社時期組織製度和分配激勵機製沒有很好地解決農民群眾的溫飽問題，但那時組織架構和管理方式對農村合作醫療的建立和維持是有效的，初步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的問題，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好評，被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但是，改革初期最大的問題是解決農民吃飯問題。實踐證明，人民公社管理製度無法很好地解決農民吃飯問題。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那時迫在眉睫的首要工作是統一全黨思想，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解決吃飯問題。解決億萬農民吃飯問題是擺在我們黨和政府麵前的頭等大事，因而，迫使各級幹部把全部注意力、精力和力量放在了解放農業生產力上麵，農村合作醫療的保護則被忽視。站在曆史的角度看，這是迫於當時的形勢，我們不得不付出的政策成本。但是，當農民的溫飽問題逐步解決後，農民的醫療保障問題應當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杜老不僅是聯產承包責任製的首倡者，也是農村改革的製度設計者，對中國農村改革有著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施，解決了億萬農民的吃飯問題，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並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這樣巨大的成績麵前，杜老沒有滿足現狀，更沒有居功自傲，而是保持極為清醒的頭腦，對聯產承包責任製進行了更深入的再思考和不斷的反思，找出囿於當時經濟環境，改革不得不付出的政策成本並對此分析研究，提出彌補建議。杜老這種對曆史負責、關愛農民、永不自滿、不斷追求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
三、故鄉行
1995年9月，杜老應時任山西省政協主席郭裕懷同誌的邀請，赴故鄉——山西考察。在曆時半個多月的考察中，杜老分別作了《中國農業發展》、《引黃入晉》、《經濟轉型時期的農業》和《對當前經濟改革形勢的看法》四場報告。
9月7日，杜老為山西省政協全體委員作了題為《中國農業發展》的報告。在報告中，他老人家講了三個問題。第一，目前，中國有兩個特殊性問題。一是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計劃經濟遺留因素仍起作用，農民經營自主權未得到充分尊重，沒有實現資源的平等交換。二是中國工業化啟動得晚，資源消耗量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此問題會更加突出。第二，深化改革、開辟財源。一要拓寬投資渠道，鼓勵各方投資農業的積極性。二要實現土地規模化經營，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三，根據農業生產特點，要實行上層分類指導、基層分散決策的政策機製。是年，杜老已82歲，他老人家以淵博的知識和誨人不倦的精神為山西省政協全體委員作了五個小時的報告。期間，有一個小插曲。會議休息時，一位能源專家委員告訴杜老煤炭應用研究的最新成果。複會後，杜老立即糾正了他在報告中關於煤炭應用的說法，將最新研究成果奉獻給大家。杜老這種謙虛謹慎，不斷汲取新知識的精神，令委員們欽佩不已，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