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囑托談科學理論研究
劉：科學理論規劃是什麼時候、怎樣完成的？
杜：根據12年規劃要求，1960年4月19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了第三次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專門研究科學理論研究規劃問題。會議由聶總主持，他讓我發言。這個發言今天想起來主要是解決這麼個問題：就是自然科學如何結合實際？結合什麼樣的實際？我找了幾個科學家談話，學科理論結合什麼實際？發現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實際上有點差別。自然科學作出一個假設後，其解決途徑：一種通過實驗方法，叫實驗科學；另一種是以數學工具、邏輯推導的方法，叫理論研究。比如說場論，要用兩種方法互證。物理學有理論物理，有實驗物理。搞理論物理的得出結論，要經過實驗方式檢驗，這叫結合實際。但都不是科學界以外的人所指的實際。後者指的是麵向生產。也就是說，科學還有另外一種實際，就是結合生產。從這個意義上，也就更廣泛了。這一次會議，要著重解決理論與生產相結合的問題，是解決科學麵向生產要求的問題。這種關係不同於理論研究與實驗科學的差別，那隻是研究工具、研究方法的差別，科學界內部之所以吵不清，就是因為沒有把這個分開。此次明確了一點。我還講了國家需要安排一些今天看來對於生產的作用不明顯，卻具有突破性意義的科學理論研究課題。科學有相對獨立性，它能自身發展成獨立邏輯體係，形成學科、學派。從文獻中來，到文獻中去，並不一定都是錯的，科學假設不一定全來自生產，愛因斯坦的科學發現相對論和薛定鍔的量子力學，對人類改造自然界產生了多麼大的效果。但當初啟動研究並沒有想到應用。我就針對這個講了些意見，事先和龔育之同誌等人交換了看法，現在檔案裏還可以找到我的講話。這一次，就把北京西郊賓館會議向總理彙報時允諾的專門搞個學科理論的規劃這件事，還了賬。
立“憲法”製定十四條
劉：十四條當時被譽為科學憲法，“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結束，全國科學大會還有人要求中央重新下發這個文件，又是為什麼？
杜：1960年以後，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科學院最早提出一項貫徹執行文件，旨在明確黨在科學領域施行的一些比較正確的政策。這就是十四條。它最初是根據科學院的實際搞的。聶榮臻同誌看了看我們的草稿，說這好，決定用兩家的名義，即科委名義和科學院的名義共同搞一個科學條例。這個條例不但是解決科學界的問題，也影響其他部門，都先後跟上來，如工業若幹條，教育若幹條。後來在聶榮臻同誌的領導下，把中宣部科學處的於光遠、龔育之等也吸收進來，加上科學院的汪誌華、吳明瑜、朱琴珊等政研室的人。勁夫同誌經常參加主持研討，完成兩個文件：一個是十四條；一個是向中央說明的報告（由聶榮臻簽署）。我主要談談文件中幾個大問題的內涵。
第一個大問題的內涵，研究機構的任務是什麼？
當時，社會上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妄想的空氣。為壓縮這種空氣，明確科學研究機構的任務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這與工農業生產部門出工農業產品是不同的。我們的科研有兩個“產品”：第一個，有一定合乎國家需要的科學研究成果，要繼續實現1956年科學規劃；第二個，強調要出人才，出成果和出人才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係。目的是把研究機構的工作落在實處，避免浮誇。因此要實行五定：定方向、定任務、定人員、定製度、定設備，保持研究機構相對穩定和分工合作。各守崗位，再不要攀比浮誇。同時，也給國家提供一個檢查科學工作部門的標準。國家的經濟財政很困難，拿出錢來辦了這麼多科學機構，如果沒有成果，沒有人才，它就應該被淘汰。所以，這也是個獎勵標準和淘汰標準，使我們的研究所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不許濫竽充數。圍繞這個要求，要把實驗室都辦起來，把學校辦起來，為出成果出人才創造條件。在那個時期科學院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第二個大問題的內涵，提倡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
全社會應當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尊重科學人才。在文件裏邊表達這個意思，主要是立足於這種認識：沒有科學現代化，就沒有經濟現代化。工農業現代化必須要有科學的現代化給它開路。要以科學現代化奠定國民經濟的技術基礎。破除迷信不能破除科學。破除了科學，就容易製造迷信。沒有科學的地方，就是產生迷信的地方。辦事情要講條件，沒有條件，可以創造條件。但不能沒有條件。精神條件，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把妄想當理想。這都是針對大躍進鬧浮誇所說的。今天看來很平淡，但是，當時講尊重科學，尊重科研人員，尊重科學家卻要擔一定的風險。聶總還提出來我們要為科學家服務。他說，他們在第一線搞研究，我們行政部門要做好後勤工作，這樣說，有什麼不可呢？結果，為科學家服務這個意思寫到向中央的報告裏了。
當時在討論當中談到這麼一個道理：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必須附著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階級社會知識分子是依附者，這是對的。我們當時有另一方麵的看法：知識分子將來是多了，還是少了？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是個沒落的，還是個發展的人群？它應該是個發展的人群。因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除了經濟高度發展外，一定會有它相應的文化的新變化，有個文化水平的變化，將引起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漸消失。大多數體力勞動者，都要用知識武裝起來，成為知識分子。而經濟的科學化也都靠知識分子，將來社會生產一定會減少體力勞動的強度、數量。要以機械代替人力，用電子計算機控製程序，自動控製。因此，勞動人民的知識化，知識分子占人口的比重會一天比一天大，成為生產的主體。那時他們不是附皮之毛，而是獨立的存在。知識分子有依附的意識，不體現他們的階級本質，不能把他們一律當資產階級對待。有一個時期把知識分子搞成臭老九，搞成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抬不起頭來。當時還提出所謂走白專道路。文件針對這一點提出要廢除這個說法。科學不專有什麼意義，就是要專，要又紅又專。對紅的要求也不能過高，對老科學家隻能要求他們一有愛國心，二和我們合作從事科學工作，這就是初步紅。此後，還在1961年廣州會議討論了脫帽問題，不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說法。
第三個大問題的內涵，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學術研究應執行雙百方針，即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區分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區分思想問題和行動問題。有的人對我們共產黨，對我們政府不滿意，並沒有起打倒之意，而隻是提出批評和希望，其中存在認識是非，但不能當政治問題，至於學術問題更應該通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來解決。黨組織領導科學不可支持這一派，打擊另一派。真理是不怕辯論的。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可求同存異，對自然科學不宜卷入意識形態爭論，隨意貼標簽，戴帽子。在這一點上，中宣部於光遠等幾位同誌手中都有第一手資料和案例，和我們有相同觀點，聶總也很同意，上報中央得到批準下達。其他還講了黨領導科學的基本方法，十四條變成了中央核準的政策，不但解決了科學院的問題，也解決了整個科學界、教育界的問題。其他一些起草的過程，吳明瑜、朱琴珊始終參加工作，他們記憶比我好，你可找他們談談。
“文化大革命”中十四條被視為資產階級辦院路線的具體表現，是劉少奇的路線，因而又來了一次大反複。但是經過反複更證明了它的曆史意義。
再定位目標更明確
劉：七十二條、三十六條，主要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
杜：因為十四條成了全國性的文件，科學院本身的一些事情沒有包括全，所以在十四條以後又補充了七十二條；1964年又製定了三十六條。主要解決了兩個大問題：一個是解決科學院的位置，站在整個科技戰線的哪個地方；一個就是解決院所關係問題。前一個方麵，就是說科學院是幹什麼的？聯係這一點我們重新把科學怎麼分類梳理了一下。科學怎麼分類？從前，科學有它習慣性的分類，不是要改變這種係列，而是為了在日益膨脹的科學研究任務中，使科學院在安排工作上有所側重，以便集中精力，提高效率。我們從自然科學發展的趨向上，參考國外通例，把現代科學分為基礎研究、基礎應用研究、應用研究和發展研究四大類。應用研究和發展研究當中又有尖端技術和一般國民經濟的實用技術。
科學院要著重抓什麼東西呢？
第一類，著重抓基礎研究。這一類問題，近期的效益不那麼直接，有些東西還是個科學認識形態，它能說明世界，還不能改造世界。比如，當時的高能粒子、生物基因等，還有一些更基礎的分類學，如動物分類、植物分類。這一類，它表現為研究生物進化的科學發現的積累。基礎性研究沒有人搞，而科學院更適合搞這類工作。沒有這個東西，將來科學就會因缺乏後備而萎縮下去。
第二類，就是應用基礎研究。現代科學裏邊有了這個東西。譬如，生物工程、基因重組、低溫物理、高分子化學等，生化所搞了胰島素，它完全是個基礎科學，但是它還有用處，它可以按結構鏈人工合成。又如原子能利用、微電子學、半導體，這都是從應用基礎研究分化出來的。
第三類、第四類，就是應用研究與發展研究。科學院強調一個基礎研究，一個尖端技術，還必須使它轉化為實用性產品和商品。把“展品變成產品”。這主要靠產業部門，但科學院也應搞點產業化，以便為需求服務。於是，自己也搞一些工廠，有半導體廠、計算機廠。但遠不如改革以來的規模。
三十六條主要是解決了這些問題，並提出數量化比例配置建議。在三十六條製定以前，科學家們一有爭論，就是要不要基礎科學？要不要學科？要不要分類學？要不要綜合調查？從此，可以安定一個階段。
所內的問題，解決得不那麼圓滿，所長負責製和黨委領導製這兩個東西怎麼結合？這個問題涉及更大範圍，不是科學院一家能夠解決好的。當時，隻就所務會議、黨委會議、室務會議作了些分工規定。
另外，在這個時期，科學院除了北京、上海以外，還開辟了許多分院，規定了地方科研機構設置的原則。今天這些所都成長起來了，這都是那時候鋪開的。1957年、1958年大躍進前後，科學院受了一點壓力，科學家心情不舒暢。經過十四條、七十二條和三十六條規範以後，有所改變。這主要是我們黨的政策明確、肯定帶來的結果。一方麵規模有了發展，學科有了增加，一方麵是每個科學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自己的價值追求。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十來年，科學院會搞得更好。
遇小人冤家路窄
劉：能說說“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嗎？
杜：“文化大革命”，科學院黨組裏邊我是最早被批倒靠邊站的。這也不是勁夫他們要這麼幹，在這以前有過“人參專家事件”，證明張勁夫是明辨是非、敢承擔責任的人。此次整我主要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和我可以說是冤家路窄！我在中央農村工作部當秘書長的時候，他是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我到科學院當秘書長的時候，他是科學院的副院長。在農村工作方麵，我們兩個有認識上的矛盾，發生了兩三次爭論。其中最大的一次爭論是：毛主席認為，先有工業化後搞合作化，這不是規律；先奪取政權，改變所有製，然後才有生產力的大發展，這才是個規律。還說，資本主義初期有大量的手工業工廠，這種工廠沒有機器，還是手工勞動。它隻是改變了分工的方式，生產力就一倍、兩倍地提高。難道我們農業上不可以這麼幹嗎？我們也可以改變所有製，搞合作社。還靠手工勞動，也是改變分工、帶動生產力的大發展。他這本來是批評劉少奇的，因為劉少奇是主張先發展供銷合作社，不急於改變所有製搞生產合作，先實現國家工業化，發展了生產力，然後再大規模地搞農業生產合作社。他們有了爭論，實質上是是否繼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爭論。我在中央農村工作部，每次起草各種文件都和陳商量，我對他是很尊重的。有一次見麵，他給我說了毛主席上述論點，我就提了個意見說：工業上能這麼幹，可以理解，因為工業可以把勞動者和勞動對象都集中在一個房子裏邊，搞好勞動管理。農業上就不行，我說了一番道理。他說：“你是反對毛主席，也反對馬克思。搞手工合作農場，這是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一個新發展。”還說，“你這思想是背離自力更生的觀點的。”給我戴了這個帽子。他還和部內一位同誌說：“我說話從來沒有人敢頂撞，這是第一次碰到有人敢頂。”毛主席也認為，他派了個馬克思主義者到農村工作部，你們不用他，還要頂他。我到了科學院，“文化大革命”開始。第一件事情發生在應地所。一個姓王的造反派帶頭搶檔案，後來成了科學院造反小組的組長。陳伯達先是指示黨組嚴格處理應地所這個奪權的反革命事件。我們就發表了一個《科學報》的號外。當毛主席反對劉少奇派工作隊時，陳又出爾反爾，斥責院黨組犯了錯誤，不該鎮壓群眾革命。同時，要黨組把我拋出來作為批判對象，批評我影響了張勁夫。這時，我已沒有辯駁的餘地，開始還辯駁，後來我就不辯駁了。
後來，把科學院黨組定為以張勁夫為首的反黨集團，我們黨組主要成員都算進去了。造反派想從我身上找張勁夫反黨的證據，認為我們這一套做法都是劉少奇的路線，是張勁夫從劉少奇那兒領了什麼聖旨後回來執行的，而我是他的黑參謀。他們逼著我交代，有一夜甚至搞輪流審問，不讓我睡覺。沒有的事，我當然不能胡說。後來1971年到了幹校，他們就不搞張勁夫和劉少奇的關係這一套了，就抓些小問題了。這不過是“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悲劇中的一兩幕，教訓必須記取。
（原載《百年潮》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