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合合
實際上，關於張莊土地的分分合合，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張莊是晉東南最早進行土改的村子之一。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經過一段大張旗鼓地宣傳發動，太行三地委（長治地委前身）於1948年1月，集中各縣縣區幹部到鹿家莊整黨。整黨結束後，中共潞城縣委根據《中國土地法大綱》精神，重新部署土改工作，並於2月份派出土改工作隊，首先深入11個基點村開展工作。五區的張莊就是基點村之一。
而韓丁，就是在這個時候，隨著土改工作隊來到張莊的。1947年，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捐贈一批拖拉機給中國，並且招收誌願工人使用這些農機，韓丁應召作為拖拉機技師第三次來到中國，他在晉冀魯豫邊區冀南地區負責一項發展計劃。但是農機沒有燃料，無法使用，韓丁隻好離開農村的工作。當時，應在山西長治附近（潞城）成立不久的北方大學的邀請，他到校教授英文。
韓丁找到校長範文瀾，請求參加土改工作，學校後來批準他以觀察員身份到張莊村。韓丁踏進的第一家，就是王金紅的爺爺王文斌家。王金紅當時隻有五歲。“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這一時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時刻。”他在《翻身》一書回憶道。
土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地。從1945年共產黨軍隊解放張莊後，貧下中農開始分田地。僅1946年1月的四個星期內，就進行過兩次大的運動，運動結果是“從大大小小的剝削者手裏沒收了總共1300多畝土地，還從各種機構沒收了300多畝，這些差不多占全村5580畝地的1/4，牲口、農具、糧食、房屋的情況也一樣。”到了1948年，“土改在農業生產者之間創造了基本的平等。”
這種均分土地的狀況讓所有人都感到樂觀，就連張莊土改工作隊隊長蔡勤也不例外，他在調離前對農民們說，“土地問題解決了，沒有什麼能擋住我們”，“將來，我們要人人都勤勞致富。”
也正是在均分土地的基礎上，張莊農民獲得了“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韓丁觀察到，“這四大自由為城鄉私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這樣，一方麵，個人致富；另一方麵，為由於抗戰、內戰和社會劇變，經濟被大大削弱的廣大解放區提供了充足的糧食、布匹、手工業和工業產品。”
但問題很快出現了，重新分配到土地的農民僅僅在三四年後，就又開始出現了分化。1950年長治地委對15個村莊3394戶農民作的調查表明，13.7%的農戶賣了地，9.6%的人還在出賣勞力，這些新富農戶大部分的收入要從別人的勞動中獲得，他們占全部人口的1%。1951年對張莊附近五個村莊的調查表明，土改五年以來，有95個農民為了婚喪用錢賣出了284.11畝耕地，有99戶農民買入了耕地。
而這些新出現的“剝削者”，“大部分是土改前很窮的農戶，他們在土改後很短的時間內學會了如何富起來。”
從互助組到集體化
不僅僅是土地買賣的問題，分地後，由於沒有足夠的耕畜、馬車、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種機，貧窮的農戶，幾戶才擁有牛的一條腿，有犁卻沒有車，有車卻沒有犁。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基於土地各自占有基礎上的合作模式出現了，那就是農戶之間在自願的基礎上組成“互助組”。互助的基本原則是“互助自願”，相等勞力或相等價值彼此交換，應實行民主管理。
在互助組階段，各家各戶在互助的基礎上交換勞力、畜力和大農具，小孩對小孩、成人對成人、牛對牛、車對車。被劃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來交換。照習慣，當個人、家戶的貢獻不可能平衡時，小組就以糧食來補齊，這樣，沒有人占便宜也沒有人得負擔別人。
盡管互助組的模式看上去十分公平，但其中的換算卻異常複雜。“實際上，這樣等價交換有時是會有困難的。”韓丁說，因為，並非所有的糧食都一樣，重量、濕度、是否發黴，都會影響一鬥糧食的價格，量具（例如鬥）有時也會與標準不符。而且，對人力的估價也難免有些主觀因素。
不僅僅如此，那些占有生產資料的農戶，顯然會從這種“互助”中得到好處。韓丁舉了個例子。互助組中的一個農民有一頭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勞動可以換來一個人力五天的勞動。農忙季節他把這頭耕畜借出去，就可以換取大量人的勞動力。數量之大，以至於根本不必為別人幹活，甚至很少給自家幹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則要加倍幹活。這樣顯然違反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而更像是按擁有的財產分配，是一種更隱蔽的剝削。
最後，村委會按市場價格為所有的牲口估了價，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們賣給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體的財產，由集體喂養和管理。
從牲口到大農具，最後到土地，原本經過土改分配給農戶的，現在又一步步收歸集體。集體化的結果是，農村又能恢複土改時的最初目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