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平衡不同農民之間的個體差異，生產隊還為100多種不同的農活製定了標準——一天的工能鋤多少畝地、能拉多少車糞、能犁多少地、能種多少玉米。一天完成滿工作量的人可得十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個人的貢獻而輕易地定算工分，這樣的情況下，小隊根據每個人的力氣和技術來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四分。
但也正是為了追求這種“公平”，集體化不得不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在產量低的地方，社員們所付出的勞動隻能掙得剛剛夠自己吃的糧食，這時，往往口糧和福利就要用掉生產隊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沒有剩餘可以去獎勵勤勞的和有技術的社員。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挫傷了積極努力工作的，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勤勞工作，但收入並不高於不努力工作的人，這樣的平均主義，不但會引起士氣下降，連糧食產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會隨之下降，情況就會越來越糟。”韓丁寫到。
左右搖擺
也正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韓丁大力提倡在集體化的基礎上，推行農業機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這正是事關集體化生死的大問題。
還是在1974年，韓丁重返中國，住在北京飯店，他邀請王金紅到北京見麵。“請你來，是想和你談談張莊的農業”。韓丁說。他對王金紅說自己在美國一個人種2000畝地，平均下來，每天生產5000公斤糧食。而張莊呢，每個勞力拚死拚活，一天頂多生產二三十斤。
“王金紅，你可以不可以種上幾百畝？”韓丁用激將的口吻說。而王金紅則沒有絲毫猶豫回答道，“沒問題！”
回來之後，曾在電力基建局當工人，懂車工、電工、鉗工的王金紅，就按照韓丁給的圖紙資料，自己找材料，自己摸索，硬是做成了噴灌係統、螺旋提升機、烘幹機等農用機械，而且還參加了兩次全國農機推廣會。
機械化立刻讓張莊的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過去流大汗出大力也幹不完的農活一下子變得輕鬆起來。村民們都開玩笑說，“這下好了，咱們輪流種地，各家幹過一年，就歇上十年八年。”
但機械化能夠解決生產率問題，卻不能解決人心問題。糧食生產再多，畢竟是集體的，而不是個人的，分配再平均，總還是無法做到讓所有人滿意。“集體化的時候，總的來說，是給大隊幹，給集體幹，不是給自己幹。一天給你記十分工，但要到年底才能分，腰裏沒有實惠東西。而有人跑副業，今天拉一趟磚，錢就來腰裏了。這個最實際。”王金紅說。
如果說，農民個人是因為現實利益的打算而消解了集體化的心理基礎的話，那麼機械化多餘出的勞動力出路問題，則成為決策層不得不考慮的現實問題。在張莊，實行機械化，一下子富裕出300多個勞力，而張莊通過自己辦焦化廠、瑪鋼廠、磚廠消化掉一部分，而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張莊不過是千千萬萬個村莊中的微小粒子而已，又有多少個村莊能夠像張莊一樣，把所有富裕出的勞動力都解決好？
有媒體稱，曾有這樣一場對話，在韓丁和杜潤生之間展開。韓丁說：“我不幹涉你們的政策，但張莊有張莊的情況，不能一刀切。”杜潤生則回答，“你有一個張莊，我得考慮整個農村。中國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發救濟糧，甚至餓死人？”據王金紅回憶，“我聽調查組的人講，杜潤生還說——可能沒有當麵——你韓丁自己在美國搞的不也是責任製？”
出路
王金紅最終還是沒有頂住壓力，張莊的地分了。而當年作為妥協，保留搞機械化試點的700畝土地，最後也因為村內人口增加陸續承包給個人了。“因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調節一些。生個孩子，30年後才有地，怎麼辦？”王金紅說。
2004年王金紅退休了，不再擔任書記。退休前，他曾去參觀過南街村，說起來既羨慕又遺憾：“華西，南街，就是我們當時走的路。人家沒分，我們分了。集體的力量和現在的有利條件結合，現在的經營方式，效果特別好。”
但對於再回集體化，他卻又表示出自己的憂慮，“從農業上替下來的勞力沒有出路，機械化就不能成功。”張莊全村2000多畝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勞力。“上學一年能走幾個？去外邊打工，沒有技術，沒有門路，到長治打工，掙個六七八百，一算下來剩不下幾個。”
“現在的問題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沒有保障，所以對大多數農民來說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丟地。”
除了勞力出路，還讓王金紅擔心是利益保護的問題，這在王金紅口中是“管理”的問題，而這無論對於集體，還是對於個人都是個難題。
他舉了個例子。“水利局租了我們村200畝地，種土豆。成熟的時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東西保不住。”
但在美國，這就絕對不存在。1987～2004年，王金紅去了六次美國。就住在韓丁那2000畝的農場裏，“那是他私人的。誰敢來？不管是政府，還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誰敢來？”而在中國，“我有1000畝地，你沒有地，會出問題！會嫉妒，會眼紅。”
而對於今後的出路，這位書記的回答是，“人散了，不好辦了”。
（原載《時代教育（先鋒國家曆史）》200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