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
2008年12月，耀眼的燈光中，95歲高齡的杜老顫顫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領取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屆經濟學創新獎，此時他已經完全失聰。
沿著農民的軌跡思考
老人謝滔有言，眼下的中國，老人勇敢，中年人保守，年輕人回避。比謝滔更老的老人杜潤生，就是這樣一個勇敢的人。
杜老的勇敢在於，他是一個一輩子都在為農民權利鼓與呼的人。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中，是農民真正推動了中國的進步。如果說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國農民第一次推動了共產黨的發展，那麼這種推動的原動力，是農民對土地私人產權先天性的渴望；如果說1978年由農民發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推動了30年的改革開放，那麼這種製度性的有限突破，也是農民對土地自由使用權利的一次還原。之後的鄉鎮企業，在土地有限範圍內，實現了農民的進一步分工；而後來數億農民進城務工，農民工現象成為當代中國最為醒目的經濟活動，顯然是在更大的範圍內，進一步還原了農民的自由生產權利和自由遷徙權利。更有人認為，最近幾年中國城市洶湧澎湃的房地產經濟，拉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貢獻了讓人歎服的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事實上是以剝奪農民的土地權利為代價的；而今天，當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產業鏈繃緊，中國大量的中小企業紛紛倒閉，農民再一次被首先拋棄。他們來自農田，現在又從城市撤退，回到農田裏去，而那些肥沃的、一望無際的農地，至少在產權意義上，並不歸農民私人所有。中國農民再一次有可能成為無家可歸的人群。
杜潤生近百年的思考和行動，正好與中國農民的這種生存軌跡有關。
體製內創新
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杜老的命運就與農村土地製度變革緊緊聯係在一起。那個時候，他在鄧子恢的領導下，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從農民小生產的特點出發，穩步推進的農村經濟意見，但隨著農村建立合作社的發展勢頭的盲目激進，鄧子恢、杜潤生受到了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嚴厲的批評。
1955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工部領導“像一個小腳女人”。在之後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受到更嚴厲的批評。會後，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職務，調離農村工作部門。從此20年與農村經濟無緣。
不過，杜老並沒有停止對農村改革的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視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被後來的研究者稱為黨內的改革家、經濟學家。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項經濟製度的改革，又是一場政治變革。
改革前20多年中，我國農村推行的集體經濟製度，基本上仿效蘇聯模式。有兩年，是他們的共耕社，又稱為初級農業社，立腳未穩即被放棄。很快全麵實現高級合作化，1958年，又進一步實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農工兵政學商並舉的人民公社化。後來進行調整，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經濟組織結構上來，但從所有製結構來看，仍是集體農莊模式，其特點是大鍋飯式的生產方式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限製農民的自由貿易，限製自由擇業，從而大麵積瓦解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土地生產率大幅度降低，國民經濟由此跌入崩潰的邊緣。
在簡單的生存無以為繼的情況下，中國少數農民偷偷進行包產到戶試驗。阻力是明顯的，個別農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殺頭的準備。杜潤生的努力在這個時候開始彰顯。他首先支持萬裏在安徽的改革行動。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老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的構想。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後鄧小平也終於發話表示讚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讚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幹。